國家祭祀與黃帝文化傳承
更新時間：2024-3-30 21:02:06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時政要聞
□劉慶柱
中華文明形成、國家出現，目前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判斷標準中，包含有與祭祀密切關聯的要素。先秦文獻《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古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將“祀”視為“國之大事”。
黃帝祭祀的對象是黃帝，其祭祀內容主要包括黃帝故里拜祖與黃帝陵的祭祀。中古時代以后更多黃帝祭祀在都城之帝王廟進行。
黃帝祭祀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王國、王朝的國王、皇帝祭祀，他們是各自王國、王朝的后代國王、皇帝對其前代國王、皇帝的祭祀，而黃帝祭祀則是中國歷史上歷朝（包括王國）對黃帝作為中國與華夏、中華代表的祭祀。司馬遷《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國家通史，《史記》之首篇為《五帝本紀》，而黃帝又是《五帝本紀》中的第一“帝”。由于黃帝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締造者，中國的國家創建者，更是華夏先民的共同祖先，因此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歷史文獻記載，黃帝祭祀，一般由當時的國王、皇帝或國家重要官員代表國王、皇帝以國家名義對黃帝進行祭祀，這成為兩千多年來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國家祭祀黃帝有著久遠歷史，關于黃帝祭祀的歷史文獻記載很多，如《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于公元前110年，“祭黃帝冢橋山”。《魏書》卷三《太祖紀》：北魏明元帝東巡涿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唐玄宗在唐長安城建帝王廟，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與此同時還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廟祭祀。明代又恢復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廟祭祀黃帝及歷代帝王。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廟已經發展為國家宗廟，其包括了對黃帝等五帝與歷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歷代王朝，不論是中華民族的哪一個民族作為國家統治者，他們都將黃帝的祭祀，作為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
黃帝文化的核心是“中”與“中和”，而其“中”的空間位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這應該是黃帝被認定為中華“人文始祖”的原因所在。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活動范圍雖然“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但其“都邑”在今河南新鄭。黃帝后繼者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與其后的夏商王國的國王均于“三河地區”置都邑。如《左傳》《竹書紀年》均記載，顓頊都邑于帝丘（今濮陽），今濮陽附近的內黃有顓頊、帝嚳的“二帝陵”之說。至于虞舜都邑于“歷山”（濮陽），有《清華簡·保訓篇》記載佐證，又有《史記》記載“陶”“為天下之中”。
濮陽的空間位置，其實1987年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發現的6400多年前第四十五號墓出現墓主人兩側是蚌殼堆塑的“龍”與“虎”的形象，死者腳下則是北斗堆塑，天文史學者與考古學家認為這就是測中“北斗”的天文圖像。說明那里的人早在舜之前近兩千年已經認為那一帶是“天下之中”了，這恰恰又佐證了虞舜“求中”于“歷山”（今濮陽）的歷史延續的合理性。
《保訓》又記載了改變堯舜“求中”于陶的是商湯六世祖上甲微，其“求中”于“嵩山”，也就是說從夏王朝開始回復了黃帝有熊國都鄭州地區為天下之中的規制，考古發現也佐證了這一結論。1977年在登封市告成鎮考古發現的王城崗城址，被認為是夏王朝最早的都城——禹都陽城。此后又在新密市發現夏代中期的新砦城址（有學者認為是夏啟之都），以及屬于大嵩山范圍偃師二里頭城址、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夏商王都。
從黃帝開啟的“三河”地區為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也就是人們的空間概念從“東、西、南、北”的“四方”，發展為“東、西、南、北、中”的“五方”。“東西南北”的“四方”是“和”，“四方”要“和”于“中”，這樣顯示出“中”對于“東西南北”空間等距離的所折射的“公平”“公允”“公正”，這也就奠定“中和”的形成。其核心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國家認同的“黃帝文化”，在此基礎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就是黃帝文化的歷史真諦！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有著久遠歷史，而這一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是造就中華不斷裂文明的“思想基礎”。因為上古時代至今的中國不是西方的“城邦國家”或曰“民族國家”，中國歷史顯示其國家從形成伊始就是跨地域、多族群的廣域國家。從久遠歷史發展觀察，從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一路走來，其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群”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因為他們分別在廣闊大地之不同地方的不同環境，形成、造就了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文化特色的人群、族群。當社會歷史車輪進入“文明時代”、邁入“國家”門檻之時，他們均成為中華國家的“國民”。
當前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之國家認同，是時代的需要，是增強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兩千多年來黃帝拜祭和黃帝祭祀，恰恰是支撐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這一歷史傳統。弘揚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恢復并弘揚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黃帝的祭祀，有利于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強。我們從血緣政治、地緣政治兩方面都應該把“黃帝拜祖大典”與“黃帝陵祭祀大典”辦好，這是傳承“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作者：劉慶柱，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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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
中華文明形成、國家出現，目前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判斷標準中，包含有與祭祀密切關聯的要素。先秦文獻《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古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將“祀”視為“國之大事”。
黃帝祭祀的對象是黃帝，其祭祀內容主要包括黃帝故里拜祖與黃帝陵的祭祀。中古時代以后更多黃帝祭祀在都城之帝王廟進行。
黃帝祭祀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王國、王朝的國王、皇帝祭祀，他們是各自王國、王朝的后代國王、皇帝對其前代國王、皇帝的祭祀，而黃帝祭祀則是中國歷史上歷朝（包括王國）對黃帝作為中國與華夏、中華代表的祭祀。司馬遷《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國家通史，《史記》之首篇為《五帝本紀》，而黃帝又是《五帝本紀》中的第一“帝”。由于黃帝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締造者，中國的國家創建者，更是華夏先民的共同祖先，因此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歷史文獻記載，黃帝祭祀，一般由當時的國王、皇帝或國家重要官員代表國王、皇帝以國家名義對黃帝進行祭祀，這成為兩千多年來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國家祭祀黃帝有著久遠歷史，關于黃帝祭祀的歷史文獻記載很多，如《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于公元前110年，“祭黃帝冢橋山”。《魏書》卷三《太祖紀》：北魏明元帝東巡涿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唐玄宗在唐長安城建帝王廟，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與此同時還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廟祭祀。明代又恢復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廟祭祀黃帝及歷代帝王。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廟已經發展為國家宗廟，其包括了對黃帝等五帝與歷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歷代王朝，不論是中華民族的哪一個民族作為國家統治者，他們都將黃帝的祭祀，作為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
黃帝文化的核心是“中”與“中和”，而其“中”的空間位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這應該是黃帝被認定為中華“人文始祖”的原因所在。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活動范圍雖然“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但其“都邑”在今河南新鄭。黃帝后繼者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與其后的夏商王國的國王均于“三河地區”置都邑。如《左傳》《竹書紀年》均記載，顓頊都邑于帝丘（今濮陽），今濮陽附近的內黃有顓頊、帝嚳的“二帝陵”之說。至于虞舜都邑于“歷山”（濮陽），有《清華簡·保訓篇》記載佐證，又有《史記》記載“陶”“為天下之中”。
濮陽的空間位置，其實1987年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發現的6400多年前第四十五號墓出現墓主人兩側是蚌殼堆塑的“龍”與“虎”的形象，死者腳下則是北斗堆塑，天文史學者與考古學家認為這就是測中“北斗”的天文圖像。說明那里的人早在舜之前近兩千年已經認為那一帶是“天下之中”了，這恰恰又佐證了虞舜“求中”于“歷山”（今濮陽）的歷史延續的合理性。
《保訓》又記載了改變堯舜“求中”于陶的是商湯六世祖上甲微，其“求中”于“嵩山”，也就是說從夏王朝開始回復了黃帝有熊國都鄭州地區為天下之中的規制，考古發現也佐證了這一結論。1977年在登封市告成鎮考古發現的王城崗城址，被認為是夏王朝最早的都城——禹都陽城。此后又在新密市發現夏代中期的新砦城址（有學者認為是夏啟之都），以及屬于大嵩山范圍偃師二里頭城址、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夏商王都。
從黃帝開啟的“三河”地區為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也就是人們的空間概念從“東、西、南、北”的“四方”，發展為“東、西、南、北、中”的“五方”。“東西南北”的“四方”是“和”，“四方”要“和”于“中”，這樣顯示出“中”對于“東西南北”空間等距離的所折射的“公平”“公允”“公正”，這也就奠定“中和”的形成。其核心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國家認同的“黃帝文化”，在此基礎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就是黃帝文化的歷史真諦！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有著久遠歷史，而這一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是造就中華不斷裂文明的“思想基礎”。因為上古時代至今的中國不是西方的“城邦國家”或曰“民族國家”，中國歷史顯示其國家從形成伊始就是跨地域、多族群的廣域國家。從久遠歷史發展觀察，從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一路走來，其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群”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因為他們分別在廣闊大地之不同地方的不同環境，形成、造就了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文化特色的人群、族群。當社會歷史車輪進入“文明時代”、邁入“國家”門檻之時，他們均成為中華國家的“國民”。
當前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之國家認同，是時代的需要，是增強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兩千多年來黃帝拜祭和黃帝祭祀，恰恰是支撐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這一歷史傳統。弘揚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恢復并弘揚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黃帝的祭祀，有利于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強。我們從血緣政治、地緣政治兩方面都應該把“黃帝拜祖大典”與“黃帝陵祭祀大典”辦好，這是傳承“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作者：劉慶柱，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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