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李可亭：應天書院為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更新時間：2025/4/25 19:28:21 來源：大象新聞
時政要聞
中新社河南商丘4月24日電 題：應天書院為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專訪河南省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
作者 王宇
位于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源于后晉，興于北宋，與當時的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并稱北宋“四大書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書院制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典型，應天書院為何居于“四大書院”之首，又為何被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李可亭：中國教育的書院制始于唐代，有官府與個人兩個源頭，官辦書院的源頭是麗正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后晉時期虞城人楊愨(què)在宋州(州治在今商丘)創辦的睢陽學舍，這是中國古代書院萌芽破土階段。《宋史》稱楊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一心一意辦教育，其創榛辟莽、前驅先路的精神受到后人尊重。后楊愨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筑室聚徒，修葺學舍，將睢陽學舍發揚光大，被稱為“睢陽先生”。
從睢陽學舍到應天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功不可沒。其捐資助學，以睢陽學舍為基，建校舍150間，聚書1500卷。為嘉許曹誠義舉，公元1009年，宋真宗賜“應天府書院”之名，并令人書寫匾額，這是應天書院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改名應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都城開封陪都。故應天書院又稱南京書院、南都書院，范仲淹所著《南京書院題名記》中的書院便是應天書院。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應天府書院改為應天府府學。八年后又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應天書院毀于戰火。其后屢建屢廢，不斷更名。元朝初年雖建有歸德府學和文廟，但規模大減。明朝中葉，黃河決口，睢陽城沒于水下，應天書院隨之被毀。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叆將位于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學改建成應天書院。明萬歷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歸德知府鄭三俊在府城東門內建范文正公講院，效法范仲淹精神，培養了許多杰出人才。
后應天書院又經多次重修廢棄，最終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背景下，于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建為歸德府中學堂。應天書院歷史畫上句號，也標志著中國書院制的終結。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為何能升級為北宋時期的國子監？
李可亭：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宋代共有書院515所，其中73所為北宋書院，317所為南宋書院，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統稱為宋代書院。
在宋代，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聞名于世。從位置上看，只有應天書院處于鬧市，另三所均在山中。應天書院晉升為府學、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是書院中唯一。
晉升為府學后，應天書院作為官辦書院，與北宋朝廷緊密相連，其主講、助教、說書、講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還劃撥學田以資支持，并時有恩賜，增加進士錄取配額。此等殊榮，源于商丘作為趙宋龍興之地的特殊地位，其它書院難以比肩。
其次，應天書院辦學模式被廣泛借鑒。范仲淹仕途所至，皆致力于興學，循應天書院模式建立書院，正如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述“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應天書院成為當時全國各地辦學樣板。
第三，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憂后樂思想得益于其在應天書院學習、執教經歷。“先憂后樂”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何以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
李可亭：應天書院培養了眾多杰出人才，據《宋史·戚同文傳》載：睢陽學舍到戚同文時期，“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說，應天書院題匾后，聲名大噪。
作為北宋時期人才培養高地，應天書院具有獨特的教育模式與理念。
首先，應天書院具有為國育人、心系天下的情懷。北宋文學家晏殊擔任應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間“乃大興學”，十分重視教育。他聘請范仲淹掌應天書院，以教諸生。晏殊傾力辦學，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學校廢弛的局面。范仲淹掌院后志向更為高遠，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因材施教，革新教學內容與方法，助力學生孫復、朱從道等成為北宋著名學者。
其次，應天書院具有獻身教育、不求聞達的精神。睢陽學舍的創立者楊愨，不為名利所動，毅然決定“不仕”，全心投入教育事業。其學生戚同文，秉承師志，專心教育，展現了高尚的教育情懷。
再者，應天書院具有修身養德、改革創新的學風。范仲淹在掌院期間，撰寫了著名的《上執政書》，明確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六大主張。其中，“重名器”強調慎重選拔與培養人才，通過敦實教育確保國家代代不乏英才，展現了為國育才的堅定信念與改革創新的勇氣。
應天書院還具有有教無類、獎掖后學的胸襟。當其他書院還停留在藏書、講學、祭祀等原有書院規制時，應天書院已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不僅講經，而且講文。在辦學方式與方法上，提倡自主學習、講學結合模式，為國家培養了大量股肱之材、廊廟之器。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對中外書院及教育發展有哪些影響？
李可亭：應天書院文脈千年，精神富礦涵養天下，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商丘為例，在應天書院精神和辦學模式影響下，商丘書院迭興，商丘古城的文正書院、永城的太丘書院、睢縣的洛學書院、柘城的朱陽書院等，都有較大影響。而從應天書院開始，北宋的理學中心逐漸東移，至清代，商丘成為理學的中心地區。
目前，商丘師范學院繼承應天書院文脈，不僅成立了“應天書院研究中心”，創辦了“應天國學堂”，而且辦有歸德書院，取得了眾多育人成果。
應天書院影響力還遠播海外。中國的書院制度被引入海外后與當地文化交融共生。自古以來，朝鮮、日本、南洋等地均推崇并發展了書院制度，這一趨勢延續至今。
然而，應天書院歷經滄桑，地址頻繁更迭，功能建筑難以完備，珍貴文獻資料亦大量散佚。相較于其他三所書院，關于應天書院的研究成果與出版專輯較為匱乏。因此，完善應天書院的各項功能建筑，系統整理其文獻資料，深入研究并出版相關著作十分必要。
應天書院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是中國教育文化的傳承之所，也是國學傳承的重要場地。以開放的心態發展書院，提高文化軟實力，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李可亭，歷史學博士，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原院長，二級教授，商丘市國學文化促進會會長，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常務理事兼教育委員會主任。獲評全國模范教師，河南省師德標兵，河南省五一勞動獎章。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商丘地方歷史文化，承擔教育部和河南省社科研究課題12項，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歷史文化隨筆300多篇，出版《商丘通史》《商丘歷史文化十六講》等學術著作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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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河南商丘4月24日電 題：應天書院為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專訪河南省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
作者 王宇
位于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源于后晉，興于北宋，與當時的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并稱北宋“四大書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書院制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典型，應天書院為何居于“四大書院”之首，又為何被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李可亭：中國教育的書院制始于唐代，有官府與個人兩個源頭，官辦書院的源頭是麗正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后晉時期虞城人楊愨(què)在宋州(州治在今商丘)創辦的睢陽學舍，這是中國古代書院萌芽破土階段。《宋史》稱楊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一心一意辦教育，其創榛辟莽、前驅先路的精神受到后人尊重。后楊愨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筑室聚徒，修葺學舍，將睢陽學舍發揚光大，被稱為“睢陽先生”。
從睢陽學舍到應天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功不可沒。其捐資助學，以睢陽學舍為基，建校舍150間，聚書1500卷。為嘉許曹誠義舉，公元1009年，宋真宗賜“應天府書院”之名，并令人書寫匾額，這是應天書院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改名應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都城開封陪都。故應天書院又稱南京書院、南都書院，范仲淹所著《南京書院題名記》中的書院便是應天書院。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應天府書院改為應天府府學。八年后又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應天書院毀于戰火。其后屢建屢廢，不斷更名。元朝初年雖建有歸德府學和文廟，但規模大減。明朝中葉，黃河決口，睢陽城沒于水下，應天書院隨之被毀。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叆將位于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學改建成應天書院。明萬歷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歸德知府鄭三俊在府城東門內建范文正公講院，效法范仲淹精神，培養了許多杰出人才。
后應天書院又經多次重修廢棄，最終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背景下，于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建為歸德府中學堂。應天書院歷史畫上句號，也標志著中國書院制的終結。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為何能升級為北宋時期的國子監？
李可亭：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宋代共有書院515所，其中73所為北宋書院，317所為南宋書院，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統稱為宋代書院。
在宋代，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聞名于世。從位置上看，只有應天書院處于鬧市，另三所均在山中。應天書院晉升為府學、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是書院中唯一。
晉升為府學后，應天書院作為官辦書院，與北宋朝廷緊密相連，其主講、助教、說書、講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還劃撥學田以資支持，并時有恩賜，增加進士錄取配額。此等殊榮，源于商丘作為趙宋龍興之地的特殊地位，其它書院難以比肩。
其次，應天書院辦學模式被廣泛借鑒。范仲淹仕途所至，皆致力于興學，循應天書院模式建立書院，正如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述“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應天書院成為當時全國各地辦學樣板。
第三，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憂后樂思想得益于其在應天書院學習、執教經歷。“先憂后樂”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何以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
李可亭：應天書院培養了眾多杰出人才，據《宋史·戚同文傳》載：睢陽學舍到戚同文時期，“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說，應天書院題匾后，聲名大噪。
作為北宋時期人才培養高地，應天書院具有獨特的教育模式與理念。
首先，應天書院具有為國育人、心系天下的情懷。北宋文學家晏殊擔任應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間“乃大興學”，十分重視教育。他聘請范仲淹掌應天書院，以教諸生。晏殊傾力辦學，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學校廢弛的局面。范仲淹掌院后志向更為高遠，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因材施教，革新教學內容與方法，助力學生孫復、朱從道等成為北宋著名學者。
其次，應天書院具有獻身教育、不求聞達的精神。睢陽學舍的創立者楊愨，不為名利所動，毅然決定“不仕”，全心投入教育事業。其學生戚同文，秉承師志，專心教育，展現了高尚的教育情懷。
再者，應天書院具有修身養德、改革創新的學風。范仲淹在掌院期間，撰寫了著名的《上執政書》，明確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六大主張。其中，“重名器”強調慎重選拔與培養人才，通過敦實教育確保國家代代不乏英才，展現了為國育才的堅定信念與改革創新的勇氣。
應天書院還具有有教無類、獎掖后學的胸襟。當其他書院還停留在藏書、講學、祭祀等原有書院規制時，應天書院已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不僅講經，而且講文。在辦學方式與方法上，提倡自主學習、講學結合模式，為國家培養了大量股肱之材、廊廟之器。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對中外書院及教育發展有哪些影響？
李可亭：應天書院文脈千年，精神富礦涵養天下，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商丘為例，在應天書院精神和辦學模式影響下，商丘書院迭興，商丘古城的文正書院、永城的太丘書院、睢縣的洛學書院、柘城的朱陽書院等，都有較大影響。而從應天書院開始，北宋的理學中心逐漸東移，至清代，商丘成為理學的中心地區。
目前，商丘師范學院繼承應天書院文脈，不僅成立了“應天書院研究中心”，創辦了“應天國學堂”，而且辦有歸德書院，取得了眾多育人成果。
應天書院影響力還遠播海外。中國的書院制度被引入海外后與當地文化交融共生。自古以來，朝鮮、日本、南洋等地均推崇并發展了書院制度，這一趨勢延續至今。
然而，應天書院歷經滄桑，地址頻繁更迭，功能建筑難以完備，珍貴文獻資料亦大量散佚。相較于其他三所書院，關于應天書院的研究成果與出版專輯較為匱乏。因此，完善應天書院的各項功能建筑，系統整理其文獻資料，深入研究并出版相關著作十分必要。
應天書院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是中國教育文化的傳承之所，也是國學傳承的重要場地。以開放的心態發展書院，提高文化軟實力，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李可亭，歷史學博士，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原院長，二級教授，商丘市國學文化促進會會長，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常務理事兼教育委員會主任。獲評全國模范教師，河南省師德標兵，河南省五一勞動獎章。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商丘地方歷史文化，承擔教育部和河南省社科研究課題12項，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歷史文化隨筆300多篇，出版《商丘通史》《商丘歷史文化十六講》等學術著作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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