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燒的脫貧歲月（中）——河南蘭考脫貧攻堅口述
更新時間：2025/5/9 20:32:30 來源：河南日報
時政要聞
口述人：張靜，女，2017年3月蘭考縣水利局派駐葡萄架鄉杜寨村任駐村工作隊隊長、第一書記。2019年3月任葡萄架鄉黨委委員。2021年5月任葡萄架鄉黨委委員、副鄉長。2023年9月任東壩頭鎮紀委書記。
訪談組：陳 思 王育哲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二、駐村干部的“蛻變”
懵懂下村
我是2017年3月份接替我們縣信訪局之前派出的老工作隊長李國眾同志，去杜寨村當駐村工作隊隊長、第一書記。當時我在水利局上班，最初我們局里開駐村動員會，我沒考慮去，也沒報名。結果局長找我，問我：“小張，你能不能去駐村？”我說：“我孩子還小，沒有怎么考慮啊。”他說：“你去吧，駐村有好處，能鍛煉提高，對將來進步有好處。”我問：“駐村具體干點啥？”領導說：“很簡單，就是幫村里做扶貧工作，每周在村里工作兩天，住三夜，其他時間可以回縣城。”我一聽，這也不難，那就去唄，反正在哪兒都是干活。
我剛到杜寨村，村支書李永建到大路邊接我，見第一面的時候，他就笑著說：“咦，來了一個女同志，你能干啥？”我聽到這句刺耳的話，就挺不高興，我說：“你當支書的咋這么說話！”
李永建領著我往村里走，我看到地里種著大片的“韭菜”，就問：“咋種這么多韭菜？這得包多少餃子？”李永建說：“你是個傻子吧？這是小麥。”我就不吭聲了。我從小在縣城長大，還是第一次見到早春的麥苗。
李永建領著我去住處，在以前的老村室，我把東西放下，他跟我說：“你叫張靜是吧？我跟你說個事。”我說：“咋了嘛。”他說：“這個老村室以前是個墳。”我說：“你嚇唬我干啥！”他說：“不是嚇人，是真的。現在先去我家吃飯吧，讓你嫂子炒倆菜。”到了李永建家，一起吃飯的還有村里一個包村干部麗芳姐，嫂子炒好菜端上來。李永建拿出了幾瓶啤酒，說：“跟你嫂子喝點酒吧，壯壯膽。”我說：“我沒啥可怕的，壯啥膽？”李永建就把啤酒倒到4個大瓷碗里，我心里想，我真得多喝點，一會兒倒頭就睡，就不害怕了。我把那一大碗酒咕咚咕咚一口氣就喝完了。李永建嚇了一跳，說：“你別再喝了，喝多了出問題我可擔待不起。”等到吃飽喝足，我就回到老村室休息，但是始終睡不著，外面風一吹，心里就一緊，有點兒啥動靜，我就感覺有東西進來了。然后我又想到，這個地下現在埋沒埋著死人？埋在哪個位置？是不是就在我床下？越想越睡不著，半夜就給我老公打電話，我說：“不行啊，我害怕。”我們聊了一會兒，他說：“我不掛電話，你睡吧。”那天晚上，我聽著電話里老公打呼嚕的聲音，迷迷糊糊一夜沒睡著。幾天之后，局里又安排了另一個女同志王變來當駐村隊員，我有了伴，晚上睡覺就不害怕了。
一開始，工作并不好開展，村里人不認識我們兩個，更談不上認可。我們兩個開展入戶調查，跟大娘說：我們是新來的工作隊，你家是啥情況？孩子在哪打工？有幾個小孩？在哪上學？一開始大娘還回答，說著說著，她好像想起了啥，臉色一變：“恁走！恁出去！”就把我們推出去了。我倆都傻了，我說：“干啥啊，大娘。”大娘把門一關，在里面喊：“把我們家打聽得這么詳細，你們肯定是人販子吧！”我垂頭喪氣，找李永建說這個事，他說：“哦，前兩天村里剛宣傳過防詐騙、防拐賣。”我說：“你們這宣傳還挺到位的。”
我們對村里特別不熟悉，走路都能摸丟。當時村里基礎設施差，全都是土路，沒有一條正兒八經的路，哪條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還彎彎繞繞的，我倆去入戶，走著走著就摸不回來了，李永建一看表，都中午12點多了，倆人怎么還不回來？他就給我打電話。我說：“書記，我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李永建就開了手機的“共享實時位置”功能，按照地圖把我倆給找回來了。我說：“不好意思，我們丟人了。”他說：“你倆不算丟人，賣豆腐的來了也經常摸不出去。”
隨著入戶調查這樣的基礎性工作開展，我們跟老百姓都認識了。但沒有具體幫他們做點什么事，他們仍然不是很認可我們。而且，我發現局里領導當初說的“兩天三夜”是騙我的，每周周一到周五必須在村里，而周六周日是村里人最齊的時候，我們要用這個時間開展入戶調查，事情最多。這樣我就等于7天都拴在村里回不來了。我就給局長打電話：“局長，你咋能騙我呢？”局長說：“我這是善意的謊言，怕你有畏難情緒，錯過這么好的鍛煉機會！”我說：“局長，那我謝謝你啊。”
硬著頭皮去推銷
杜寨村的產業當時發展得已經有起色了，我的前任駐村隊長老李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引領杜寨村把蜜瓜種得很紅火。當時大棚已經有117個，產業規模挺大。我心情很放松，想著這個村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產業了，自己不用費太大力氣了。但我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有大量瑣碎的工作要做，一放松立刻就會往下掉。我仔細整理了工作內容，初步定了自己接下來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要讓貧困戶更多地參與到蜜瓜產業中來；二是要想辦法解決滯銷問題，突破那一年蜜瓜產業遇到的發展瓶頸。
在我來之前，杜寨村種了45棚省農科院引進的新品種“蜜玉瓜”，這批瓜當時已陸續成熟，但因為是新品種，市場上不大接受，大部分都沒賣出去，全都滯銷了，農民眼看就要面臨損失。我剛來兩個月就遇到這樣的困境，心里非常慌。于是我開始發動縣里面同事、朋友，給各個單位推銷。怎么推銷呢？我拉著瓜上門，給他們切好，請他們試吃，吃了如果感覺不錯的話，就請他們以兩塊錢一斤的價格訂購。一旦訂購了，我這邊立刻就安排老百姓摘瓜、稱重、包裝，找貨車把瓜拉到縣里送貨上門。拿到錢以后，我們再通過村里一筆一筆發給老百姓。
但要想拓寬銷路，僅靠同事和朋友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就硬著頭皮開展陌生拜訪，直接上門推銷。我們拉著瓜到各個機關、學校、企業等地方，先自我介紹：“我們是駐村工作隊的，想幫村里解決銷售難的問題，你看能不能請你們的同志來嘗嘗瓜，我們先切幾個，你們如果感覺好吃的話，就買一些，如果感覺不好吃，我們收拾了就走。”有的單位確實很忙，不接受推銷，或者確實沒興趣買，我們也沒辦法，就只能很尷尬地抱著瓜轉身出門，鼓起勇氣跑下一家。
就這樣，我們白天當推銷員，晚上送瓜。買家只要確定買了，我回到村里就連夜讓老百姓摘瓜，瓜摘下來以后就趕緊送，確保是最新鮮的。我夜里送瓜最晚的一次，一直送到凌晨。我引著貨車到目的地，看著他們卸完貨，都交接好，再回到村里天都快亮了。
我們用了大概半個多月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忙這個事，把“蜜玉瓜”全都賣光了。賣完瓜，我挨個看那45個空蕩蕩的大棚。其實有啥好看的呢？我就是看著這些空大棚，心里可得勁了。通過這件事，我們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認可。他們見到我們也有了笑臉，態度明顯變好了，慢慢我們就跟村里人打成一片了。
帶頭“打樣”
我們從滯銷的困境當中走出來，跟推銷過的這些客戶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瓜的銷路也打開了，我對未來比較有信心，所以開始考慮擴大產業。可又不得不考慮——種了更多的瓜，就要想盡辦法賣出去更多的瓜，一旦賣不出去，擴大產業后的風險老百姓哪能承擔得了呢？但我轉念一想，想脫貧致富，只能走這一條路。所以，別磨嘰，干就完了！
擴大產業的第一步，我考慮從品種多樣化入手。我們邀請了省農科院的常老師過來，對我們的產業進行分析。常老師說：“想干好啊，我給你們整點新品種！”他在村里開技術講座，對新品種怎么種做了一些普及。村里人聽了講座，但我看他們有點兒一知半解，積極性也不高。我就想著，還是得干起來，帶動更多人實踐，首先要在比較有經驗的種植戶當中開始推廣。我就找了一個技術好的叔，讓他先試。他本來都答應了，結果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了，來找我，說不想試了。我說：“叔啊，你哪能說話不算數？我還指望你給村里打個樣呢！”他說：“我對新品種沒把握，我要是賺了，比原來也多不了倆錢兒，但要是賠了，我這一季就全搭進去了。”
為了推廣新品種，我開會組織那些家里有勞動力的貧困戶，讓他們一入行就種植新品種，一季就翻身。結果，開會的效果不好，老百姓還是不認可。他們說：“張隊長，我們知道你是好心，想讓我們脫貧。可這個事肯定有風險。你說能賣，能掙錢，你咋不干？”話趕話說到這兒了，我頭腦一熱，當即表態：“我咋不能干？我干！”我馬上就包了兩個棚，開始種新品種。我還說服了兩個貧困戶，一個嬸，一個嫂子，讓她倆也干。我還給她們下了一個保證：“我種，你也種。你種好了，我肯定幫你賣出去。”她倆也同意了，一人包了一個大棚。
但是我很擔心：如果我種不好，在村里就很丟面子；如果兩個貧困戶種不好，白忙還賠錢。我都已經想好了：她們如果賠錢了，我個人就把她們的損失全都包了。常老師鼓勵我說：“丫頭，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你肯定能種好。有我在呢，我也能給你保駕護航。這次咱們不用育好的苗，用種子直接播種。”當時，育好的苗價格很貴，八九毛錢一株，但種子直播的成本就是三毛錢左右，便宜很多。生長周期僅差幾天，沒有影響。
從那開始，我每天在棚里勞動，在常老師指導下種了4個品種。這時我真正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辛苦：大棚又潮濕，又悶熱，一進去就是一身汗。天熱的時候，棚里溫度能達到50多度，而且濕度特別高，進棚之前要先通風，否則人受不了。種子直播以后，村里的大爺、叔、哥、嫂子們經常去我棚里看，今天問：“咋樣了？”明天問：“發芽沒有？”我當時也非常焦急，這小苗怎么還不出？
小苗出來的時候我高興壞了！我對那一天的記憶特別深。那天，我們村里的種植大戶李偉紅問我：“張隊長，你的瓜咋樣了？”我說：“還沒出。”他說：“多少天了還沒出，別是死了吧！咱再去看看。”我說：“昨天晚上才去看的，沒出。”我倆到了棚里，都仔細地蹲在地上看。突然，他在那邊喊我：“張隊長，你來看，這好像是發芽了！”我跑過去一看，土里鉆出特別小的兩片葉芽，我高興得不得了。李偉紅出去就跟別人說：“張隊長的瓜發芽了！”好多人就跑到棚里來看。第二天、第三天，小芽陸續都發出來了，我興奮地在村里到處說：“種吧！能種成。我都能種成，你們怕啥？”
種子直播非常成功，直播長出來的苗因為沒經過移栽，長得更壯實。當然，一開始我也摸不到門路，常老師就抽空過來給我指點。我每天跟著大爺大娘嘮嗑，也彼此分享經驗。等到瓜成熟的時候，常老師說：“長得挺好！”新品種的瓜，批發價能賣到兩塊五到三塊錢，比其他品種多賣不少錢。兩個貧困戶，那個嬸和嫂子的瓜也都長得很好，也都掙了錢。她們經過這次，一舉就脫貧了，對種瓜也有了信心。現在幾年過去了，據我所知，她們現在都包了10多個大棚，已經致富了。
抱著蜜瓜闖北京
新品種試驗成功以后，我們村的蜜瓜產量大幅提高，這迫使我們繼續想辦法拓寬銷路。蘭考本地承載量很有限，我們必須開拓更大的市場。2017年9月，縣里組織去北京聯系業務，一個副縣長帶隊，領著幾個業務部門人員和我們幾個工作隊的人一起到北京新發地。我去之前就印了一些小卡片，到新發地發給那些經銷商，蜜瓜大王什么的。他們聽說是蘭考的蜜瓜，就感到很奇怪：“你們蘭考種啥蜜瓜？”“沒聽說過蘭考蜜瓜。”我說：“我們蘭考蜜瓜好著呢，咱們聯系方式互相留一下，回頭我可以給你寄過來，你嘗嘗。或者你有時間到我們那兒去看一看。”
北京是充分競爭的市場，對品質要求很高，蘭考蜜瓜到了北京，就要跟全國的產品PK了。不僅是價格，差異化也很重要。所有蜜瓜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新疆哈密瓜，我們與它的差異有三個方面。一是口感：蘭考蜜瓜不是齁甜，是那種脆甜；新疆哈密瓜是很甜，瓜肉很軟。所以我們能適應不同的口味。二是上市時間有一個時間差，新疆哈密瓜上市的第一季跟我們錯了一個月，第二季錯了20天，我們正好可以填補這個時間。第三就是成本和價格：蘭考蜜瓜價格不高，而且蘭考離北京更近，運輸成本更低。這些差異化很關鍵，新發地的蜜瓜經銷商當然一眼就看出來了。而且，那段時間，縣委書記也不遺余力地給蘭考蜜瓜做推薦，他走到哪兒，說到哪兒。他們有感興趣的，就直接跟我們聯系，我們把瓜寄過去。他們嘗了也確實不錯：脆甜，不是那種齁甜，好吃！于是就開始進我們的瓜，在市場上一賣，反映不錯，好銷！這樣就形成長期供應渠道。既然有賺錢效應，別的經銷商聽說了，也主動聯系我們。就這樣，我們在北京市場慢慢打開了局面，形成了長期穩定的供應，再后來就發展到供不應求。我們就繼續擴大規模。慢慢地，我們村的蜜瓜大棚發展到500多個。
我和貧困“釘子戶”
我最初的目標，是讓更多的貧困戶參與到蜜瓜種植產業當中來，這個目標基本實現了。蜜瓜供不應求，一干就掙錢，不用做太多工作，貧困戶都能主動參與，誰參與誰就能脫貧。但是，確實還有個別勞動能力很弱的、有殘疾的貧困戶干不了這個活兒。我們村里有一個貧困戶叫老毛，我去他家，想鼓勵他承包大棚種蜜瓜，可我跟他說話，他連看都不看我，吭都不吭一聲。我問村里人：“老毛不理我，怎么辦？”村里人說：“沒法辦，他是個石疙瘩！”老毛是智力有問題，但不是很嚴重，比健全人稍差一點兒。老毛的兒子是健全人，常年在外打工，從不回來，也不管老毛。老毛性格很孤僻，不說話，平時一分錢都不花。
一分錢不花是什么概念？比如家里燈泡壞了，他就天天摸黑，2塊錢的燈泡都不舍得買。鞋壞成啥樣了，他就那么穿著，不買新鞋，也不修鞋。我去他家里，看到屋里是極度的臟亂差。我說：“老毛，你能不能把屋里打掃一下！”他不理我，我就給他打掃，給他鋪床，給他洗衣服，我想干啥都隨便，就算把他那屋翻個底朝天，他也不理我。我看他平時吃的飯太差勁，他也不怎么會做飯，我就經常給他買點吃的。平時我們自己做飯，我就多做出來一碗給他端過去，他不理我，我把碗放下就走。過一會兒，我再過來收碗，一看碗里吃得干干凈凈。就這樣，我每天去他家里，給他整點這、整點那，突然有一天，老毛跟我說話了！“妮兒，謝謝恁！”我吃了一驚：“老毛，你會說話啊！”
沒過幾天，我們鄉黨委書記到我們村來，看望貧困戶，到了老毛家。老毛說：“書記，你來了。”后來書記見到我，高興地說：“張靜，你們村的老毛跟我說話了。他怎么突然就轉變了？”又過了幾天，我去找老毛，我說：“你去棚里干活兒，別人都是一個小時8塊錢，我給你10塊錢。”我把他領到大棚里，我說：“你就除草、整壟，你會干啥就干啥。”
老毛不僅會干，而且干得還可以。他不光除草，還幫我照顧大棚外種的紅薯。當時我跟群眾學，也是看見土地可親了，就在大棚外的邊角地種了點紅薯。老毛每天來給我的紅薯地翻秧，一開始我還不知道需要把紅薯秧子翻起來，但老毛他知道。他給我干活，我就每天悄悄地給他記個時間。到了結工資的時候，老毛卻說啥都不要，他說：“我不要你的錢！”我硬塞給他，他可倔了，又給我塞回來。老毛自己不要我的錢，他也不讓別人要。那幾天，我給幾位給我大棚干活兒的鄉親結工資，老毛在一邊看著，猛地站起來了，對他們喊：“你們不能要張隊長的錢！”給人家都嚇蒙了。人家說：“你干啥啊老毛。我們本來也沒想要。”他們站起來就走了。后來我挨家挨戶去給他們送錢，可是鄉親們說啥都不要。我非常感動，我覺得我們干部付出那么一點點，但老百姓對我們是真的好。過了一段時間，老毛把他的承包地租出去了，一共收入了2400多塊錢，他去村里把這些錢領回來，一把就塞到我懷里了。當時在場的村支書李永建、村干部朱鵬，還有好幾個村民都在旁邊看著。他們就驚嘆：“老毛一分錢都不花的人，竟然把這么多錢給你。”我說：“老毛，你干啥！”老毛說：“你花，就讓你花！”我說：“我不花，我有錢。”他說：“你拿著！”我好言相勸：“老毛，我不用錢，你存起來，等我用的時候，我一定跟你要，好不好？”就這么推了幾回合，老毛也不再堅持了，他說：“好，你一定得跟我要。”這時候，李永建就逗他說：“老毛啊，我沒錢了，你借給我50塊錢咋樣？”老毛一聲都不吭，把錢揣好，扭頭就走了，在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
4組有一個貧困戶叫張三，他也是智力有問題，40多歲了，跟他母親一塊住。他啥都不干，就整天躺在床上。他媽60多歲了，他媽去哪兒，他就跟著去哪兒。我到他家，跟他說：“張三，今天你去干活！”他不理我。之后我就每天到他家里去一趟，每天催他去干活。有一天，他突然爆發了，拿起一個盆就摔在我腳下，當時把我嚇得心噔噔跳。但我還是堅持去他家，經常跟他說話，在他家小板凳一坐就是一個小時，跟他聊天。我覺得他能聽懂，但他就是不理我，不吭聲。但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竟然主動給我抓了一把花生。我說：“你今天咋理我了？為啥讓我吃東西？”他說：“恁是個好人。”我說：“你今天不拿盆砸我了？”他又說：“恁是個好人。”我看他有轉變，就安排他在村里掃地。后來幫助他們家申請了危房改造政府補貼3.4萬元，我又向單位協調了2萬塊錢，把他的房子給蓋起來了。我跟他說：“張三，我是因為你的轉變才決定幫助你，以后你還要繼續干活掙錢，你媽年紀大了，不能再讓你媽操勞了。”他點頭答應了。
還有一個貧困戶，男主人叫保健，30多歲。他身高一米四幾，干不了什么體力活兒，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保健給我打電話。他說：“張隊長，你借我500塊錢中不中？”我說：“干啥？”他說：“孩子餓得直哭，我得給孩子買奶粉。”保健家當時困難到什么程度？沒有收入，沒有存款，屋里、院里，都像垃圾堆一樣。我最開始去他家，大白天的，大人小孩在床上躺一片，還有一個小孩不穿鞋，滿地跑。他父親當時腿上打著鋼釘，沒法干重活，母親精神有點問題，奶奶80多歲了，沒有勞動能力。他媳婦艷霞的智力不太正常，家里日子過得一貧如洗，保健兩口子還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駐村的時候，他們已經生了兩個，懷第三個了。我跟保健說：“你們不能光要孩子，得干活，掙錢，養活孩子。”我就安排他跟著村里人去大棚干活。不管是去瓜棚里干活兒，或者是村里有什么雜活，只要有活兒，就想著下來叫他。我還給他媳婦安排到村里的一個公益性崗位，掃掃地，弄弄衛生，每月能掙500多塊錢，家里日子能過得好一點。這樣，他們每天上班、下班，把勞動形成習慣了，保健的精神頭就好了很多。此后我每一次去他家，保健看見我第一件事就是掂起笤帚掃地，雖然是做樣子，但能看出來他家里的衛生確實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他家不久之后也達到了脫貧標準。
和村支書“八字不合”
這些貧困戶都有轉變，相繼脫貧了，產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村支書李永建對我的態度卻沒啥太大轉變。村里人說我跟村支書可能屬相不合或者八字不合，我雖然不相信這種說法，但我們確實經常有矛盾、鬧別扭，有一天半夜下大雨，我們的好幾座大棚被淹了，我們倆參加完搶險、排水，回到村委會，在國旗下冒著大雨又吵了一架。李永建說：“你作為水利局的工作隊，你來駐村，下雨還能把大棚給淹了！”我說：“大棚排水不行，你怪我干啥！”李永建說：“你就應該聯系你們水利局，給我們修下水道。我認為你工作做得不到位！”我當時可委屈了，我說：“你看看我，天天在村里沒白天沒黑夜地干，下雨我們搶排水就排到夜里將近1點，好不容易把水排完了，大家都回家睡覺了，你不回家睡覺，在院里跟我吵。有沒有你這么過分的！”我回到宿舍就哭了，心里難受得不行，怎么也睡不著，我就給我們局長發信息：“局長，我們駐村工作隊也是想給村里干點實事，也想讓村里看見實實在在的變化。但是我們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想通過咱們單位，能不能支持村里干點什么事？”那天晚上，我想得也比較多，發了好長一條信息。后來感覺有點后悔，可是撤不回來了。局長當時沒回，應該早就睡覺了。第二天早上8點多，我一看手機，局長已在6點多回了信息：“好，我今天去看看。”我一愣，外面就有人喊我：“張隊長，你們局長來了！”
當天，我和李永建陪著我們局長在村里考察了一番，大體上定了水利設施怎么搞、怎么設計。很快，局里出了錢，出了技術人員，買了管子，把大棚的排水設施鋪設好了，后來又修了一座橋，把被一道大溝阻斷的2組和3組連接了起來。李永建高興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兒了，他說：“這個橋要起名字啊。”我說：“起啥名？”他說：“就叫張靜橋吧！”我說：“你可真能惡心人！”后來這個橋起名叫“幸福橋”，寄托了我們對鄉親們最美好的祝愿。
2018年，當時的省委書記到杜寨村和我們開座談會。他問了我一個問題：“張靜，如果你給李永建打分，你打多少分？”我當時愣了一下，我想，給他打多少分合適呢？雖然我們經常意見不合，有矛盾，但他在村里面干的活真不少。我想了想，說：“打90分。”省委書記說：“為啥打90分？那10分扣在哪里了？”我還沒回答，李永建就搶著說：“因為我倆吵過架！張隊長這是給我留了10分的進步空間啊！”此話一出，會議室的人都笑了。
我成了“俺村隊長”
其實我駐村這幾年，包括李永建在內的很多人，都是“鞭策”我成長的貴人。這幾年我成長了不少，變化很大。我在縣城出生長大，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更不熟悉農村工作。剛下村的時候，晚上我怕得睡不著覺；后來晚上我在村里走夜路，大步流星地走，一點都不害怕。剛開始我連韭菜和麥苗都分不清楚；后來我種蜜瓜、種辣椒、種黃瓜、種紅薯，還種過羊肚菌，啥都可以試一試。最早到村里，我不敢跟人家打招呼，感覺張不開嘴；后來到誰家都不見外，跟人家聊著天，幫人家剝著花生，感覺可親切了，可放松了。因為我們長期在村里住，村里人有啥事兒都不找村干部了，直接找我們工作隊，這樣也提升了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前我在水利局工作，根本接觸不到多少人，也沒有經歷過多少事，處理不了復雜的事情；現在跟群眾打交道多了，處理一些復雜事情有了較強的應變能力。以前在水利局，如果有群眾去找我們反映問題，我都是往后退，往一邊躲；現在我在東壩頭鎮工作，鄉親有事，急赤白臉地來找我們，我直接就上前了，我說：“大娘，你有啥事，別著急，我能幫你解決不？”膽量比以前大得多，擔當意識也上來了，不怕問題了，也能解決問題了。以前在單位的時候，我是小孩脾氣，一有點兒啥事就容易炸，沉不住氣；后來駐村，天天跟鄉親們在一起，有的老百姓不認可你啊，也不跟你講理，有些明明是他沒理的事，我還要哄著他，一次還哄不好呢，還得變著法兒多哄幾次。后來我就想：別覺得人家無理取鬧，以前我好像也是這樣的！慢慢地，我把自己的脾氣磨沒了，能非常心平氣和地跟鄉親們討論一些問題，能夠非常耐心地處理每一件事情了，也能更加換位思考，最終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村里人都把我當成了自家人，提起我，都說“俺村張靜”“俺村隊長”。總之，我通過駐村這幾年變得成熟了，這是我一生中成長最快的幾年。
我駐村這幾年，家人對我的支持也特別重要。我是把村里當成家了，到了周末，都是家人到村里來看我。我連續4個生日都在村里過的，老公帶著孩子買個蛋糕到村里來，村干部、村民和我家人一起給我過生日，我每次都很感動。我愛人是個特別好的人，我長期不回家，但他從來不怪我，他就是可憐我。他說：“我看你干那么多活兒，太累了，我可憐你！”我說：“你別可憐我，我在村里可得勁兒了。”村里嫂子問我：“你天天不回家，你倆不生氣？”我說：“我倆能相互理解，不但不生氣，反而關系更好了。”每次試驗出來新品種的瓜，我就拿回家，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我愛人就很高興地拿去讓他爸媽品嘗。我愛人經常帶著孩子來村里看我，孩子每次到農村都有一種觸動的感覺，他喜歡鄉土，喜歡農民，熱愛勞動，這對孩子的教育也很好。
可是，我媽對我下鄉特別不理解，意見還很大，她有種傳統思想，覺得我作為一個女同志，就應該照顧家里，照顧孩子，相夫教子，不應該自己跑到農村去，一住就是幾年。我多次請她來村里看我，她都賭氣不來。后來我到縣城去接我媽，一路上，我跟她講我在村里做的事，幫助多少老百姓脫貧，可她還是悶悶不樂。直到我領著她爬到一個房頂，那個位置能看到村外幾百座大棚，一望無際，非常壯觀。我說：“媽，你看，這就是我的成就，這是我打下的‘江山’！”我媽當時就流淚了，她說：“我閨女以前啥都不會，現在啥都會干了，真是長大了。”
前一段時間，李永建跟我說，老毛去世了。我心里特別難受，找個沒人的地方哭了一場。我感覺我幫扶的貧困戶，因為長時間朝夕相處，就像自己的親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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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組：陳 思 王育哲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二、駐村干部的“蛻變”
懵懂下村
我是2017年3月份接替我們縣信訪局之前派出的老工作隊長李國眾同志，去杜寨村當駐村工作隊隊長、第一書記。當時我在水利局上班，最初我們局里開駐村動員會，我沒考慮去，也沒報名。結果局長找我，問我：“小張，你能不能去駐村？”我說：“我孩子還小，沒有怎么考慮啊。”他說：“你去吧，駐村有好處，能鍛煉提高，對將來進步有好處。”我問：“駐村具體干點啥？”領導說：“很簡單，就是幫村里做扶貧工作，每周在村里工作兩天，住三夜，其他時間可以回縣城。”我一聽，這也不難，那就去唄，反正在哪兒都是干活。
我剛到杜寨村，村支書李永建到大路邊接我，見第一面的時候，他就笑著說：“咦，來了一個女同志，你能干啥？”我聽到這句刺耳的話，就挺不高興，我說：“你當支書的咋這么說話！”
李永建領著我往村里走，我看到地里種著大片的“韭菜”，就問：“咋種這么多韭菜？這得包多少餃子？”李永建說：“你是個傻子吧？這是小麥。”我就不吭聲了。我從小在縣城長大，還是第一次見到早春的麥苗。
李永建領著我去住處，在以前的老村室，我把東西放下，他跟我說：“你叫張靜是吧？我跟你說個事。”我說：“咋了嘛。”他說：“這個老村室以前是個墳。”我說：“你嚇唬我干啥！”他說：“不是嚇人，是真的。現在先去我家吃飯吧，讓你嫂子炒倆菜。”到了李永建家，一起吃飯的還有村里一個包村干部麗芳姐，嫂子炒好菜端上來。李永建拿出了幾瓶啤酒，說：“跟你嫂子喝點酒吧，壯壯膽。”我說：“我沒啥可怕的，壯啥膽？”李永建就把啤酒倒到4個大瓷碗里，我心里想，我真得多喝點，一會兒倒頭就睡，就不害怕了。我把那一大碗酒咕咚咕咚一口氣就喝完了。李永建嚇了一跳，說：“你別再喝了，喝多了出問題我可擔待不起。”等到吃飽喝足，我就回到老村室休息，但是始終睡不著，外面風一吹，心里就一緊，有點兒啥動靜，我就感覺有東西進來了。然后我又想到，這個地下現在埋沒埋著死人？埋在哪個位置？是不是就在我床下？越想越睡不著，半夜就給我老公打電話，我說：“不行啊，我害怕。”我們聊了一會兒，他說：“我不掛電話，你睡吧。”那天晚上，我聽著電話里老公打呼嚕的聲音，迷迷糊糊一夜沒睡著。幾天之后，局里又安排了另一個女同志王變來當駐村隊員，我有了伴，晚上睡覺就不害怕了。
一開始，工作并不好開展，村里人不認識我們兩個，更談不上認可。我們兩個開展入戶調查，跟大娘說：我們是新來的工作隊，你家是啥情況？孩子在哪打工？有幾個小孩？在哪上學？一開始大娘還回答，說著說著，她好像想起了啥，臉色一變：“恁走！恁出去！”就把我們推出去了。我倆都傻了，我說：“干啥啊，大娘。”大娘把門一關，在里面喊：“把我們家打聽得這么詳細，你們肯定是人販子吧！”我垂頭喪氣，找李永建說這個事，他說：“哦，前兩天村里剛宣傳過防詐騙、防拐賣。”我說：“你們這宣傳還挺到位的。”
我們對村里特別不熟悉，走路都能摸丟。當時村里基礎設施差，全都是土路，沒有一條正兒八經的路，哪條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還彎彎繞繞的，我倆去入戶，走著走著就摸不回來了，李永建一看表，都中午12點多了，倆人怎么還不回來？他就給我打電話。我說：“書記，我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李永建就開了手機的“共享實時位置”功能，按照地圖把我倆給找回來了。我說：“不好意思，我們丟人了。”他說：“你倆不算丟人，賣豆腐的來了也經常摸不出去。”
隨著入戶調查這樣的基礎性工作開展，我們跟老百姓都認識了。但沒有具體幫他們做點什么事，他們仍然不是很認可我們。而且，我發現局里領導當初說的“兩天三夜”是騙我的，每周周一到周五必須在村里，而周六周日是村里人最齊的時候，我們要用這個時間開展入戶調查，事情最多。這樣我就等于7天都拴在村里回不來了。我就給局長打電話：“局長，你咋能騙我呢？”局長說：“我這是善意的謊言，怕你有畏難情緒，錯過這么好的鍛煉機會！”我說：“局長，那我謝謝你啊。”
硬著頭皮去推銷
杜寨村的產業當時發展得已經有起色了，我的前任駐村隊長老李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引領杜寨村把蜜瓜種得很紅火。當時大棚已經有117個，產業規模挺大。我心情很放松，想著這個村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產業了，自己不用費太大力氣了。但我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有大量瑣碎的工作要做，一放松立刻就會往下掉。我仔細整理了工作內容，初步定了自己接下來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要讓貧困戶更多地參與到蜜瓜產業中來；二是要想辦法解決滯銷問題，突破那一年蜜瓜產業遇到的發展瓶頸。
在我來之前，杜寨村種了45棚省農科院引進的新品種“蜜玉瓜”，這批瓜當時已陸續成熟，但因為是新品種，市場上不大接受，大部分都沒賣出去，全都滯銷了，農民眼看就要面臨損失。我剛來兩個月就遇到這樣的困境，心里非常慌。于是我開始發動縣里面同事、朋友，給各個單位推銷。怎么推銷呢？我拉著瓜上門，給他們切好，請他們試吃，吃了如果感覺不錯的話，就請他們以兩塊錢一斤的價格訂購。一旦訂購了，我這邊立刻就安排老百姓摘瓜、稱重、包裝，找貨車把瓜拉到縣里送貨上門。拿到錢以后，我們再通過村里一筆一筆發給老百姓。
但要想拓寬銷路，僅靠同事和朋友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就硬著頭皮開展陌生拜訪，直接上門推銷。我們拉著瓜到各個機關、學校、企業等地方，先自我介紹：“我們是駐村工作隊的，想幫村里解決銷售難的問題，你看能不能請你們的同志來嘗嘗瓜，我們先切幾個，你們如果感覺好吃的話，就買一些，如果感覺不好吃，我們收拾了就走。”有的單位確實很忙，不接受推銷，或者確實沒興趣買，我們也沒辦法，就只能很尷尬地抱著瓜轉身出門，鼓起勇氣跑下一家。
就這樣，我們白天當推銷員，晚上送瓜。買家只要確定買了，我回到村里就連夜讓老百姓摘瓜，瓜摘下來以后就趕緊送，確保是最新鮮的。我夜里送瓜最晚的一次，一直送到凌晨。我引著貨車到目的地，看著他們卸完貨，都交接好，再回到村里天都快亮了。
我們用了大概半個多月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忙這個事，把“蜜玉瓜”全都賣光了。賣完瓜，我挨個看那45個空蕩蕩的大棚。其實有啥好看的呢？我就是看著這些空大棚，心里可得勁了。通過這件事，我們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認可。他們見到我們也有了笑臉，態度明顯變好了，慢慢我們就跟村里人打成一片了。
帶頭“打樣”
我們從滯銷的困境當中走出來，跟推銷過的這些客戶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瓜的銷路也打開了，我對未來比較有信心，所以開始考慮擴大產業。可又不得不考慮——種了更多的瓜，就要想盡辦法賣出去更多的瓜，一旦賣不出去，擴大產業后的風險老百姓哪能承擔得了呢？但我轉念一想，想脫貧致富，只能走這一條路。所以，別磨嘰，干就完了！
擴大產業的第一步，我考慮從品種多樣化入手。我們邀請了省農科院的常老師過來，對我們的產業進行分析。常老師說：“想干好啊，我給你們整點新品種！”他在村里開技術講座，對新品種怎么種做了一些普及。村里人聽了講座，但我看他們有點兒一知半解，積極性也不高。我就想著，還是得干起來，帶動更多人實踐，首先要在比較有經驗的種植戶當中開始推廣。我就找了一個技術好的叔，讓他先試。他本來都答應了，結果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了，來找我，說不想試了。我說：“叔啊，你哪能說話不算數？我還指望你給村里打個樣呢！”他說：“我對新品種沒把握，我要是賺了，比原來也多不了倆錢兒，但要是賠了，我這一季就全搭進去了。”
為了推廣新品種，我開會組織那些家里有勞動力的貧困戶，讓他們一入行就種植新品種，一季就翻身。結果，開會的效果不好，老百姓還是不認可。他們說：“張隊長，我們知道你是好心，想讓我們脫貧。可這個事肯定有風險。你說能賣，能掙錢，你咋不干？”話趕話說到這兒了，我頭腦一熱，當即表態：“我咋不能干？我干！”我馬上就包了兩個棚，開始種新品種。我還說服了兩個貧困戶，一個嬸，一個嫂子，讓她倆也干。我還給她們下了一個保證：“我種，你也種。你種好了，我肯定幫你賣出去。”她倆也同意了，一人包了一個大棚。
但是我很擔心：如果我種不好，在村里就很丟面子；如果兩個貧困戶種不好，白忙還賠錢。我都已經想好了：她們如果賠錢了，我個人就把她們的損失全都包了。常老師鼓勵我說：“丫頭，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你肯定能種好。有我在呢，我也能給你保駕護航。這次咱們不用育好的苗，用種子直接播種。”當時，育好的苗價格很貴，八九毛錢一株，但種子直播的成本就是三毛錢左右，便宜很多。生長周期僅差幾天，沒有影響。
從那開始，我每天在棚里勞動，在常老師指導下種了4個品種。這時我真正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辛苦：大棚又潮濕，又悶熱，一進去就是一身汗。天熱的時候，棚里溫度能達到50多度，而且濕度特別高，進棚之前要先通風，否則人受不了。種子直播以后，村里的大爺、叔、哥、嫂子們經常去我棚里看，今天問：“咋樣了？”明天問：“發芽沒有？”我當時也非常焦急，這小苗怎么還不出？
小苗出來的時候我高興壞了！我對那一天的記憶特別深。那天，我們村里的種植大戶李偉紅問我：“張隊長，你的瓜咋樣了？”我說：“還沒出。”他說：“多少天了還沒出，別是死了吧！咱再去看看。”我說：“昨天晚上才去看的，沒出。”我倆到了棚里，都仔細地蹲在地上看。突然，他在那邊喊我：“張隊長，你來看，這好像是發芽了！”我跑過去一看，土里鉆出特別小的兩片葉芽，我高興得不得了。李偉紅出去就跟別人說：“張隊長的瓜發芽了！”好多人就跑到棚里來看。第二天、第三天，小芽陸續都發出來了，我興奮地在村里到處說：“種吧！能種成。我都能種成，你們怕啥？”
種子直播非常成功，直播長出來的苗因為沒經過移栽，長得更壯實。當然，一開始我也摸不到門路，常老師就抽空過來給我指點。我每天跟著大爺大娘嘮嗑，也彼此分享經驗。等到瓜成熟的時候，常老師說：“長得挺好！”新品種的瓜，批發價能賣到兩塊五到三塊錢，比其他品種多賣不少錢。兩個貧困戶，那個嬸和嫂子的瓜也都長得很好，也都掙了錢。她們經過這次，一舉就脫貧了，對種瓜也有了信心。現在幾年過去了，據我所知，她們現在都包了10多個大棚，已經致富了。
抱著蜜瓜闖北京
新品種試驗成功以后，我們村的蜜瓜產量大幅提高，這迫使我們繼續想辦法拓寬銷路。蘭考本地承載量很有限，我們必須開拓更大的市場。2017年9月，縣里組織去北京聯系業務，一個副縣長帶隊，領著幾個業務部門人員和我們幾個工作隊的人一起到北京新發地。我去之前就印了一些小卡片，到新發地發給那些經銷商，蜜瓜大王什么的。他們聽說是蘭考的蜜瓜，就感到很奇怪：“你們蘭考種啥蜜瓜？”“沒聽說過蘭考蜜瓜。”我說：“我們蘭考蜜瓜好著呢，咱們聯系方式互相留一下，回頭我可以給你寄過來，你嘗嘗。或者你有時間到我們那兒去看一看。”
北京是充分競爭的市場，對品質要求很高，蘭考蜜瓜到了北京，就要跟全國的產品PK了。不僅是價格，差異化也很重要。所有蜜瓜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新疆哈密瓜，我們與它的差異有三個方面。一是口感：蘭考蜜瓜不是齁甜，是那種脆甜；新疆哈密瓜是很甜，瓜肉很軟。所以我們能適應不同的口味。二是上市時間有一個時間差，新疆哈密瓜上市的第一季跟我們錯了一個月，第二季錯了20天，我們正好可以填補這個時間。第三就是成本和價格：蘭考蜜瓜價格不高，而且蘭考離北京更近，運輸成本更低。這些差異化很關鍵，新發地的蜜瓜經銷商當然一眼就看出來了。而且，那段時間，縣委書記也不遺余力地給蘭考蜜瓜做推薦，他走到哪兒，說到哪兒。他們有感興趣的，就直接跟我們聯系，我們把瓜寄過去。他們嘗了也確實不錯：脆甜，不是那種齁甜，好吃！于是就開始進我們的瓜，在市場上一賣，反映不錯，好銷！這樣就形成長期供應渠道。既然有賺錢效應，別的經銷商聽說了，也主動聯系我們。就這樣，我們在北京市場慢慢打開了局面，形成了長期穩定的供應，再后來就發展到供不應求。我們就繼續擴大規模。慢慢地，我們村的蜜瓜大棚發展到500多個。
我和貧困“釘子戶”
我最初的目標，是讓更多的貧困戶參與到蜜瓜種植產業當中來，這個目標基本實現了。蜜瓜供不應求，一干就掙錢，不用做太多工作，貧困戶都能主動參與，誰參與誰就能脫貧。但是，確實還有個別勞動能力很弱的、有殘疾的貧困戶干不了這個活兒。我們村里有一個貧困戶叫老毛，我去他家，想鼓勵他承包大棚種蜜瓜，可我跟他說話，他連看都不看我，吭都不吭一聲。我問村里人：“老毛不理我，怎么辦？”村里人說：“沒法辦，他是個石疙瘩！”老毛是智力有問題，但不是很嚴重，比健全人稍差一點兒。老毛的兒子是健全人，常年在外打工，從不回來，也不管老毛。老毛性格很孤僻，不說話，平時一分錢都不花。
一分錢不花是什么概念？比如家里燈泡壞了，他就天天摸黑，2塊錢的燈泡都不舍得買。鞋壞成啥樣了，他就那么穿著，不買新鞋，也不修鞋。我去他家里，看到屋里是極度的臟亂差。我說：“老毛，你能不能把屋里打掃一下！”他不理我，我就給他打掃，給他鋪床，給他洗衣服，我想干啥都隨便，就算把他那屋翻個底朝天，他也不理我。我看他平時吃的飯太差勁，他也不怎么會做飯，我就經常給他買點吃的。平時我們自己做飯，我就多做出來一碗給他端過去，他不理我，我把碗放下就走。過一會兒，我再過來收碗，一看碗里吃得干干凈凈。就這樣，我每天去他家里，給他整點這、整點那，突然有一天，老毛跟我說話了！“妮兒，謝謝恁！”我吃了一驚：“老毛，你會說話啊！”
沒過幾天，我們鄉黨委書記到我們村來，看望貧困戶，到了老毛家。老毛說：“書記，你來了。”后來書記見到我，高興地說：“張靜，你們村的老毛跟我說話了。他怎么突然就轉變了？”又過了幾天，我去找老毛，我說：“你去棚里干活兒，別人都是一個小時8塊錢，我給你10塊錢。”我把他領到大棚里，我說：“你就除草、整壟，你會干啥就干啥。”
老毛不僅會干，而且干得還可以。他不光除草，還幫我照顧大棚外種的紅薯。當時我跟群眾學，也是看見土地可親了，就在大棚外的邊角地種了點紅薯。老毛每天來給我的紅薯地翻秧，一開始我還不知道需要把紅薯秧子翻起來，但老毛他知道。他給我干活，我就每天悄悄地給他記個時間。到了結工資的時候，老毛卻說啥都不要，他說：“我不要你的錢！”我硬塞給他，他可倔了，又給我塞回來。老毛自己不要我的錢，他也不讓別人要。那幾天，我給幾位給我大棚干活兒的鄉親結工資，老毛在一邊看著，猛地站起來了，對他們喊：“你們不能要張隊長的錢！”給人家都嚇蒙了。人家說：“你干啥啊老毛。我們本來也沒想要。”他們站起來就走了。后來我挨家挨戶去給他們送錢，可是鄉親們說啥都不要。我非常感動，我覺得我們干部付出那么一點點，但老百姓對我們是真的好。過了一段時間，老毛把他的承包地租出去了，一共收入了2400多塊錢，他去村里把這些錢領回來，一把就塞到我懷里了。當時在場的村支書李永建、村干部朱鵬，還有好幾個村民都在旁邊看著。他們就驚嘆：“老毛一分錢都不花的人，竟然把這么多錢給你。”我說：“老毛，你干啥！”老毛說：“你花，就讓你花！”我說：“我不花，我有錢。”他說：“你拿著！”我好言相勸：“老毛，我不用錢，你存起來，等我用的時候，我一定跟你要，好不好？”就這么推了幾回合，老毛也不再堅持了，他說：“好，你一定得跟我要。”這時候，李永建就逗他說：“老毛啊，我沒錢了，你借給我50塊錢咋樣？”老毛一聲都不吭，把錢揣好，扭頭就走了，在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
4組有一個貧困戶叫張三，他也是智力有問題，40多歲了，跟他母親一塊住。他啥都不干，就整天躺在床上。他媽60多歲了，他媽去哪兒，他就跟著去哪兒。我到他家，跟他說：“張三，今天你去干活！”他不理我。之后我就每天到他家里去一趟，每天催他去干活。有一天，他突然爆發了，拿起一個盆就摔在我腳下，當時把我嚇得心噔噔跳。但我還是堅持去他家，經常跟他說話，在他家小板凳一坐就是一個小時，跟他聊天。我覺得他能聽懂，但他就是不理我，不吭聲。但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竟然主動給我抓了一把花生。我說：“你今天咋理我了？為啥讓我吃東西？”他說：“恁是個好人。”我說：“你今天不拿盆砸我了？”他又說：“恁是個好人。”我看他有轉變，就安排他在村里掃地。后來幫助他們家申請了危房改造政府補貼3.4萬元，我又向單位協調了2萬塊錢，把他的房子給蓋起來了。我跟他說：“張三，我是因為你的轉變才決定幫助你，以后你還要繼續干活掙錢，你媽年紀大了，不能再讓你媽操勞了。”他點頭答應了。
還有一個貧困戶，男主人叫保健，30多歲。他身高一米四幾，干不了什么體力活兒，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保健給我打電話。他說：“張隊長，你借我500塊錢中不中？”我說：“干啥？”他說：“孩子餓得直哭，我得給孩子買奶粉。”保健家當時困難到什么程度？沒有收入，沒有存款，屋里、院里，都像垃圾堆一樣。我最開始去他家，大白天的，大人小孩在床上躺一片，還有一個小孩不穿鞋，滿地跑。他父親當時腿上打著鋼釘，沒法干重活，母親精神有點問題，奶奶80多歲了，沒有勞動能力。他媳婦艷霞的智力不太正常，家里日子過得一貧如洗，保健兩口子還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駐村的時候，他們已經生了兩個，懷第三個了。我跟保健說：“你們不能光要孩子，得干活，掙錢，養活孩子。”我就安排他跟著村里人去大棚干活。不管是去瓜棚里干活兒，或者是村里有什么雜活，只要有活兒，就想著下來叫他。我還給他媳婦安排到村里的一個公益性崗位，掃掃地，弄弄衛生，每月能掙500多塊錢，家里日子能過得好一點。這樣，他們每天上班、下班，把勞動形成習慣了，保健的精神頭就好了很多。此后我每一次去他家，保健看見我第一件事就是掂起笤帚掃地，雖然是做樣子，但能看出來他家里的衛生確實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他家不久之后也達到了脫貧標準。
和村支書“八字不合”
這些貧困戶都有轉變，相繼脫貧了，產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村支書李永建對我的態度卻沒啥太大轉變。村里人說我跟村支書可能屬相不合或者八字不合，我雖然不相信這種說法，但我們確實經常有矛盾、鬧別扭，有一天半夜下大雨，我們的好幾座大棚被淹了，我們倆參加完搶險、排水，回到村委會，在國旗下冒著大雨又吵了一架。李永建說：“你作為水利局的工作隊，你來駐村，下雨還能把大棚給淹了！”我說：“大棚排水不行，你怪我干啥！”李永建說：“你就應該聯系你們水利局，給我們修下水道。我認為你工作做得不到位！”我當時可委屈了，我說：“你看看我，天天在村里沒白天沒黑夜地干，下雨我們搶排水就排到夜里將近1點，好不容易把水排完了，大家都回家睡覺了，你不回家睡覺，在院里跟我吵。有沒有你這么過分的！”我回到宿舍就哭了，心里難受得不行，怎么也睡不著，我就給我們局長發信息：“局長，我們駐村工作隊也是想給村里干點實事，也想讓村里看見實實在在的變化。但是我們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想通過咱們單位，能不能支持村里干點什么事？”那天晚上，我想得也比較多，發了好長一條信息。后來感覺有點后悔，可是撤不回來了。局長當時沒回，應該早就睡覺了。第二天早上8點多，我一看手機，局長已在6點多回了信息：“好，我今天去看看。”我一愣，外面就有人喊我：“張隊長，你們局長來了！”
當天，我和李永建陪著我們局長在村里考察了一番，大體上定了水利設施怎么搞、怎么設計。很快，局里出了錢，出了技術人員，買了管子，把大棚的排水設施鋪設好了，后來又修了一座橋，把被一道大溝阻斷的2組和3組連接了起來。李永建高興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兒了，他說：“這個橋要起名字啊。”我說：“起啥名？”他說：“就叫張靜橋吧！”我說：“你可真能惡心人！”后來這個橋起名叫“幸福橋”，寄托了我們對鄉親們最美好的祝愿。
2018年，當時的省委書記到杜寨村和我們開座談會。他問了我一個問題：“張靜，如果你給李永建打分，你打多少分？”我當時愣了一下，我想，給他打多少分合適呢？雖然我們經常意見不合，有矛盾，但他在村里面干的活真不少。我想了想，說：“打90分。”省委書記說：“為啥打90分？那10分扣在哪里了？”我還沒回答，李永建就搶著說：“因為我倆吵過架！張隊長這是給我留了10分的進步空間啊！”此話一出，會議室的人都笑了。
我成了“俺村隊長”
其實我駐村這幾年，包括李永建在內的很多人，都是“鞭策”我成長的貴人。這幾年我成長了不少，變化很大。我在縣城出生長大，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更不熟悉農村工作。剛下村的時候，晚上我怕得睡不著覺；后來晚上我在村里走夜路，大步流星地走，一點都不害怕。剛開始我連韭菜和麥苗都分不清楚；后來我種蜜瓜、種辣椒、種黃瓜、種紅薯，還種過羊肚菌，啥都可以試一試。最早到村里，我不敢跟人家打招呼，感覺張不開嘴；后來到誰家都不見外，跟人家聊著天，幫人家剝著花生，感覺可親切了，可放松了。因為我們長期在村里住，村里人有啥事兒都不找村干部了，直接找我們工作隊，這樣也提升了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前我在水利局工作，根本接觸不到多少人，也沒有經歷過多少事，處理不了復雜的事情；現在跟群眾打交道多了，處理一些復雜事情有了較強的應變能力。以前在水利局，如果有群眾去找我們反映問題，我都是往后退，往一邊躲；現在我在東壩頭鎮工作，鄉親有事，急赤白臉地來找我們，我直接就上前了，我說：“大娘，你有啥事，別著急，我能幫你解決不？”膽量比以前大得多，擔當意識也上來了，不怕問題了，也能解決問題了。以前在單位的時候，我是小孩脾氣，一有點兒啥事就容易炸，沉不住氣；后來駐村，天天跟鄉親們在一起，有的老百姓不認可你啊，也不跟你講理，有些明明是他沒理的事，我還要哄著他，一次還哄不好呢，還得變著法兒多哄幾次。后來我就想：別覺得人家無理取鬧，以前我好像也是這樣的！慢慢地，我把自己的脾氣磨沒了，能非常心平氣和地跟鄉親們討論一些問題，能夠非常耐心地處理每一件事情了，也能更加換位思考，最終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村里人都把我當成了自家人，提起我，都說“俺村張靜”“俺村隊長”。總之，我通過駐村這幾年變得成熟了，這是我一生中成長最快的幾年。
我駐村這幾年，家人對我的支持也特別重要。我是把村里當成家了，到了周末，都是家人到村里來看我。我連續4個生日都在村里過的，老公帶著孩子買個蛋糕到村里來，村干部、村民和我家人一起給我過生日，我每次都很感動。我愛人是個特別好的人，我長期不回家，但他從來不怪我，他就是可憐我。他說：“我看你干那么多活兒，太累了，我可憐你！”我說：“你別可憐我，我在村里可得勁兒了。”村里嫂子問我：“你天天不回家，你倆不生氣？”我說：“我倆能相互理解，不但不生氣，反而關系更好了。”每次試驗出來新品種的瓜，我就拿回家，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我愛人就很高興地拿去讓他爸媽品嘗。我愛人經常帶著孩子來村里看我，孩子每次到農村都有一種觸動的感覺，他喜歡鄉土，喜歡農民，熱愛勞動，這對孩子的教育也很好。
可是，我媽對我下鄉特別不理解，意見還很大，她有種傳統思想，覺得我作為一個女同志，就應該照顧家里，照顧孩子，相夫教子，不應該自己跑到農村去，一住就是幾年。我多次請她來村里看我，她都賭氣不來。后來我到縣城去接我媽，一路上，我跟她講我在村里做的事，幫助多少老百姓脫貧，可她還是悶悶不樂。直到我領著她爬到一個房頂，那個位置能看到村外幾百座大棚，一望無際，非常壯觀。我說：“媽，你看，這就是我的成就，這是我打下的‘江山’！”我媽當時就流淚了，她說：“我閨女以前啥都不會，現在啥都會干了，真是長大了。”
前一段時間，李永建跟我說，老毛去世了。我心里特別難受，找個沒人的地方哭了一場。我感覺我幫扶的貧困戶，因為長時間朝夕相處，就像自己的親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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