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中國文化的又一次高峰期
更新時間：2023-10-13 10:45:29 來源：焦作晚報
經典山陽
司馬懿雕像。王義晉 攝
晉朝被稱為我國歷史上的又一次“百家爭鳴”，中國現代文化巨人魯迅稱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學步入了“自覺”。這一歷史時期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發展時期。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除了思想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瀾先生指出：“西晉士族，生活是優裕的，禮法的束縛是疏松的，全國統一以后，聞見也比三國分裂時擴大了。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條件去從事文化事業。西晉一朝雖極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卻是巨大的！”
崇儒興學
晉武帝司馬炎雖然比不上曹氏父子在文學方面的建樹，但他尊重知識，力促文化發展。他登上皇位以后，對文化人的政策比較寬松，而且多次下詔，從各方面促進文化發展，許多儒學大家、文學家、史學家及各種文化人才，都能在朝中做官。
國子學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晉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早設立國子學的朝代。
國子學與太學不同，是更高一級的國家學府，相當于現在的高等教育和大學，以政府官員和貴族子弟為教育對象。隋朝時改稱國子監，以后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設立宗學，教育皇族，也是在國子學基礎上才得以進一步發展。
晉朝建立之初，晉武帝下詔任命庾勇、秦秀等19人為博士，以張華、劉實為太常之官，負責興建太學。史書記載：“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
西晉咸寧四年（公元278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由于晉武帝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倡導宗室戚屬學習文化、禮儀，對文化人多有關懷、鼓勵及提攜。一時之間，“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太學生達3000人之多。
晉武帝出身于儒學世家，自然對儒學投以極大的關注。他在位期間，儒學得到快速發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是一位卓有聲望的儒學家。傅玄除著有《傅子》外，還有文集百余卷傳世。《傅子》分為內、外、中篇，共4部6錄，合140首，數十萬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寫就的內篇時評價說：言辭豐富道理充實，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楊墨的偏頗，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說。
唐朝魏征在他的《群書治要》一書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及觀點，對后世影響頗大。
傅玄在哲學思想上繼承了《易經》的元氣說和陰陽關系說，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他強調人的作用，并注重事實，并把自己的儒學思想融于為官實踐當中，主張“貴本”發展農業生產、提高效率、精簡職位、廣羅人才、任人之專。他的諸多奏章，依據事實，用語峻急，彈劾不留情面，受到晉武帝稱贊和賞識。
文學興盛
自東漢建安以來，文學在西晉太康年間又一次出現高峰時期。
兩晉的知識分子，都喜談老莊的虛無和佛家的性靈。山濤、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劉伶、王戎相與為竹林之游。肆意酣暢，放膽浮虛，縱酒任性，不遵禮節，不與世事，世稱“竹林七賢”。
建安文學之后是正始文學，其代表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他們在詩歌和散文方面都很有成就。嵇康最著名的詩歌是《幽憤詩》，寫得情真意深、懇切清峻；散文的代表作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籍在文學上主要以詩《詠懷詩》等傳世，詩風質樸自然。
東晉雖非中國史上政權強盛的時期，卻為文學藝術極為興盛的時代。東晉偏安江南，國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成為文化中心，各類詩文歌賦大盛于東晉，也流行了駢文。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東晉時期。
西晉太康期間的詩人主要有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說。其中陸機、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陸機，字士衡，是東吳名臣陸遜的孫子。陸機的詩歌講究詞藻和對偶，代表作有《赴洛道中作》《門有車馬客行》等。有人評價他的詩作：“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左思，字太沖，詩作僅存14首，其中8首《詠史》較為有名。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后人評價“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僅就其辭藻華麗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詩作有些的確可稱上乘。
同一時期，還有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張華的《情詩》、郭璞的《游仙詩》、劉琨的《重贈盧諶》《扶風歌》等均為傳世之作。
東晉由于統治者安于江南，門閥大族多致力于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與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
從曹魏開始，中國的文學發展一直在大步前進，其中以東晉年間的詩文最為著名。如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進行了改革，為后來隋、唐的詩文創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太康文學，除了詩歌外，還有一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這就是賦，而且賦的成就比詩歌還大。
賦的創作，以左思的《三都賦》(《蜀都》《吳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在創作《三都賦》時，構思10年，門庭、花園甚至廁所里都擺有筆紙，遇得一句，立刻寫下。賦寫成之后，張載、劉逵為其作注、序，張華則稱贊其“使讀之者盡有余，久而更新”，引得豪貴之家競相傳閱。當初陸機至洛陽后也曾想寫些賦，聽說左思正在“閉門創作”，他拍著手掌取笑說等左思賦成，用它來蓋酒甕。可等左思寫出，他看后嘆服，認為己所不及，遂停筆不寫。
《三都賦》不僅承襲了漢賦的文辭華麗、鋪排壯觀的特點，而且獨具自身寫實的特點，去掉了漢賦極飾夸張的寫作手法，讀后便可從中得知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故而獨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賦》外，陸機作有《文賦》，該文實質是以賦的形式闡述作文為章的方法，頗多精當見解，是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重要著述。潘岳作有《閑居》《秋興》二賦，寫出了清悠閑適的格調，又有《射雉》《笙》二賦，狀物抒情，細致精巧，文辭俊美，屬風流灑脫之作。
書法藝術
人們都知道晉朝的書法水平很高，而晉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早把書法作為教育課程普及的朝代，并且最早設立了書博士傳授書法，書法藝術在晉朝有重要發展。晉武帝極為重視書法藝術，專門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鐘繇、胡昭兩人為標準。范文瀾先生評述說:“東漢末后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鐘、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鐘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鐘、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平復帖》是西晉文學家、書法家陸機創作的草隸書法作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名家法帖，享“皇帖”之尊，得“墨皇”之冠，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中國文物中的“鎮國之寶”。明代董其昌拜觀《平復帖》：“右軍（王羲之）以前，鐘繇以后，唯此數行，為稀世之寶。”
胡昭，字孔明，和鐘繇、邯鄲淳、衛覬、韋誕等書法家齊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高士傳》還記載了他與布衣時的司馬懿有交情。時有人謀害司馬懿，他以誠心感人，阻止了謀害行為，卻始終緘口不言，司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
在晉武帝時代，出現了索靖、衛瓘及衛瓘之子衛恒等書法名家。
索靖，字幼安，今甘肅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時代即出類拔萃，與鄉里的其他四人一起進入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晉武帝擢任他為尚書郎。
位于溫縣招賢鄉的溫國故城遺址。 王義晉 攝
索靖和尚書令衛瓘在當時都以擅長草書而知名，晉武帝很喜愛他們。就兩人的特點而言，衛瓘書法的筆功勝于索靖，索靖則在楷法上遠勝于衛瓘。
衛瓘的兒子衛恒，字巨山，曾任尚書郎、秘書丞、黃門郎等職。他擅長草書和隸書，并撰有《四體書勢》，歷述書法發展的過程，為書法理論的名篇。
西晉時期的書法藝術，上承鐘繇、胡昭，下啟“書圣”王羲之及王獻之，從而促進東晉成為我國書法藝術史上最燦爛的時期之一。
王羲之字逸少，有“書圣”之稱。歷任秘書郎、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后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其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于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他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為“二王”。
史學成就
史學也是晉武帝司馬炎較為重視的一個學科。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盜挖戰國時魏襄王墓，得竹簡古書數十車。其中有魏國史書《紀年》13篇，記夏朝以來至魏襄王事；另還有《穆天子傳》6卷，記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種書數十篇。竹書文字奇特，簡札又錯亂無次序。晉武帝下令衛恒整理竹書，改寫為今文。衛恒去世后，束皙接任后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證，《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得傳于世。
西晉史學家司馬彪則根據《竹書紀年》駁斥三國時期蜀漢學者譙周的《古史考》。譙周認為司馬遷《史記》采百家雜說，所記周、秦以上事多與正經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糾《史記》的謬誤。司馬彪還撰寫了《續漢書》80篇，以翔實見稱。其中八志敘述東漢制度，梁劉昭分八志為30卷，并為作注，附宋范曄《后漢書》。《后漢書》因此有“志”，和《史記》《漢書》相配。
三國蜀漢至西晉官員、史學家陳壽于西晉泰始十年(274年)開始編著《三國志》。《三國志》是我國重要的一部史籍。北魏的崔浩評價說：“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
《三國志》的缺點是過于簡略。劉宋大臣、史學家裴松之作了注和補，征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幾十種；注、補首尾完整，并考訂異同，補足了陳壽的簡略，使《三國志》在正史中獲得一流地位。
作為一部雜史、雜記、雜考之書，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也值得贊舉。該著述的特點是記載了不少故事性很強的非地理博物性傳說，大大超出了《山海經》《神異經》等所載的內容范圍。書中所記的雜考、雜說、雜物、雜事以前多散見于已散失的各類古籍里，經該書采擷得以流傳于世。
繪畫創作
在繪畫創作方面，晉朝有顧愷之、荀勖、王協、張墨等人。顧愷之（348年至409年），字長康，畫家、繪畫理論家、詩人。顧愷之博學多才，擅詩賦、書法，尤善繪畫。時人稱之為三絕：畫絕、文絕和癡絕。東晉政治家謝安深重之，以為蒼生以來未之有。顧愷之作畫，意在傳神，其“遷想妙得”“以形寫神”等論點，為中國傳統繪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所繪《女史箴圖》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原作已失，現存唐代摹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
佛教繁榮
唐代詩人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國佛教寺廟的大量興建，其實始于西晉。當時全國有寺廟42處，僅洛陽就有白馬寺、東華寺、菩薩寺等名剎10處。
晉朝的時候，由于流行清談，僧侶就在清談時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傳播。南、北方佛教到后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凈土六信仰；南方重義理明、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討。
東晉凈土宗高僧慧遠提倡譯經，與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他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后成為凈土宗的祖師之一。
東晉名僧法顯是中國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侶，他于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東晉義熙十年（公元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今江蘇南京）。他與同伴大量翻譯經文，并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的重要作品。
道教發展
晉朝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規，南方道教則注重經法及義理，逐步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
晉朝，門閥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很多出現了所謂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瑯琊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韋氏，并逐步進入到上層社會，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至東晉時，道教逐漸從低谷中崛起，其表現之一，以倡導神仙道教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葛洪所著的《抱樸子·內篇》為標志，充實和發展了道教學說，在道教思想教義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表現之二，繼葛洪之后，又出現了傳授經系而形成的上清、靈寶、三皇等道教經箓派。《上清經》系是由晉代女道士巍華存創始，由楊羲、許謐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經書為《上清大洞真經》及《黃庭經》等。這是繼葛洪之后對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發展，它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靈寶派以重視符箓科教和齋戒儀軌，成為東晉末年很有社會影響的大道派，后衍變為閣皂宗。這些道教理論著作，對文學、藝術多有貢獻。同時道教的煉丹及養生術包含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方面的知識和成就，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積極貢獻。
醫學成就
晉朝，醫學有王叔和與他的《脈經》較為有名，同時醫學家皇甫謐奠定了針灸學科的理論，被后世譽為“針灸鼻祖”。1600多年來，它為針灸醫生提供了臨床治療的具體指導和理論根據。此書也傳到國外，受到各國，特別是日本和朝鮮的重視。
科學技術
其他文化門類如物理、天文、地圖學和地理學等科學技術領域，在晉朝都有重要發展。晉朝是古代最早發現歲差的朝代，東晉天文學家虞喜發現的歲差為后來測量、計算更精確的歷法打下基礎。后來，南北朝時期杰出的天文學家祖沖之在編訂新歷法時首次把歲差的理論付諸實踐。哲學有名家楊泉及其著述《物理論》。物理學有張華對共鳴現象的發現和荀勖對音律的研究。天文學方面，虞聳著有《穹天論》，太史令陳卓編訂的星圖匯集了283宮，總計1464顆星，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資料，建立的天宮體系長期作為天文學基礎。在地圖學與地理學領域，裴秀首次制定了六法制圖的標準，為繪制更精確的地圖打下基礎。他于西晉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創制《禹貢地域圖》18篇，開創了中國古代地圖繪制學。英國學者李約瑟稱其為“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為了紀念這位中國地圖科學創始人而設立的“裴秀獎”，現每兩年評選一次，這是中國地圖學界最高獎項。
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西晉太康年間的中國是與西方羅馬帝國并列的大國，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當時，由于2至5世紀世界性氣候轉冷，給世界格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曖溫的南方進行遷徙。但就中國而言，僅造成東西兩晉南北朝及其間五胡十六國的混亂，而在歐洲則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及迄今仍令歐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圖，至今沒有實現過統一。也就是說，羅馬已建立的大一統組織體系的瓦解，是造成羅馬之后歐洲發展落后于東方中國的關鍵。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這一時期歷史事件時認為：“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歷史，就必須將中國歷史推到幕前。”
故此，晉朝在中古史乃至世界史上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特別是西晉時期，由于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加之晉武帝推行了有利于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遂出現了經濟與文化繁榮昌盛的局面，被史學家稱為“太康之治”。可以說，晉朝在中國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篇章，是一個有貢獻的歷史時期，這是毫無疑問的。
□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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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雕像。王義晉 攝
晉朝被稱為我國歷史上的又一次“百家爭鳴”，中國現代文化巨人魯迅稱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學步入了“自覺”。這一歷史時期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發展時期。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除了思想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瀾先生指出：“西晉士族，生活是優裕的，禮法的束縛是疏松的，全國統一以后，聞見也比三國分裂時擴大了。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條件去從事文化事業。西晉一朝雖極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卻是巨大的！”
崇儒興學
晉武帝司馬炎雖然比不上曹氏父子在文學方面的建樹，但他尊重知識，力促文化發展。他登上皇位以后，對文化人的政策比較寬松，而且多次下詔，從各方面促進文化發展，許多儒學大家、文學家、史學家及各種文化人才，都能在朝中做官。
國子學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晉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早設立國子學的朝代。
國子學與太學不同，是更高一級的國家學府，相當于現在的高等教育和大學，以政府官員和貴族子弟為教育對象。隋朝時改稱國子監，以后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設立宗學，教育皇族，也是在國子學基礎上才得以進一步發展。
晉朝建立之初，晉武帝下詔任命庾勇、秦秀等19人為博士，以張華、劉實為太常之官，負責興建太學。史書記載：“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
西晉咸寧四年（公元278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由于晉武帝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倡導宗室戚屬學習文化、禮儀，對文化人多有關懷、鼓勵及提攜。一時之間，“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太學生達3000人之多。
晉武帝出身于儒學世家，自然對儒學投以極大的關注。他在位期間，儒學得到快速發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是一位卓有聲望的儒學家。傅玄除著有《傅子》外，還有文集百余卷傳世。《傅子》分為內、外、中篇，共4部6錄，合140首，數十萬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寫就的內篇時評價說：言辭豐富道理充實，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楊墨的偏頗，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說。
唐朝魏征在他的《群書治要》一書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及觀點，對后世影響頗大。
傅玄在哲學思想上繼承了《易經》的元氣說和陰陽關系說，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他強調人的作用，并注重事實，并把自己的儒學思想融于為官實踐當中，主張“貴本”發展農業生產、提高效率、精簡職位、廣羅人才、任人之專。他的諸多奏章，依據事實，用語峻急，彈劾不留情面，受到晉武帝稱贊和賞識。
文學興盛
自東漢建安以來，文學在西晉太康年間又一次出現高峰時期。
兩晉的知識分子，都喜談老莊的虛無和佛家的性靈。山濤、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劉伶、王戎相與為竹林之游。肆意酣暢，放膽浮虛，縱酒任性，不遵禮節，不與世事，世稱“竹林七賢”。
建安文學之后是正始文學，其代表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他們在詩歌和散文方面都很有成就。嵇康最著名的詩歌是《幽憤詩》，寫得情真意深、懇切清峻；散文的代表作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籍在文學上主要以詩《詠懷詩》等傳世，詩風質樸自然。
東晉雖非中國史上政權強盛的時期，卻為文學藝術極為興盛的時代。東晉偏安江南，國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成為文化中心，各類詩文歌賦大盛于東晉，也流行了駢文。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東晉時期。
西晉太康期間的詩人主要有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說。其中陸機、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陸機，字士衡，是東吳名臣陸遜的孫子。陸機的詩歌講究詞藻和對偶，代表作有《赴洛道中作》《門有車馬客行》等。有人評價他的詩作：“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左思，字太沖，詩作僅存14首，其中8首《詠史》較為有名。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后人評價“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僅就其辭藻華麗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詩作有些的確可稱上乘。
同一時期，還有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張華的《情詩》、郭璞的《游仙詩》、劉琨的《重贈盧諶》《扶風歌》等均為傳世之作。
東晉由于統治者安于江南，門閥大族多致力于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與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
從曹魏開始，中國的文學發展一直在大步前進，其中以東晉年間的詩文最為著名。如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進行了改革，為后來隋、唐的詩文創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太康文學，除了詩歌外，還有一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這就是賦，而且賦的成就比詩歌還大。
賦的創作，以左思的《三都賦》(《蜀都》《吳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在創作《三都賦》時，構思10年，門庭、花園甚至廁所里都擺有筆紙，遇得一句，立刻寫下。賦寫成之后，張載、劉逵為其作注、序，張華則稱贊其“使讀之者盡有余，久而更新”，引得豪貴之家競相傳閱。當初陸機至洛陽后也曾想寫些賦，聽說左思正在“閉門創作”，他拍著手掌取笑說等左思賦成，用它來蓋酒甕。可等左思寫出，他看后嘆服，認為己所不及，遂停筆不寫。
《三都賦》不僅承襲了漢賦的文辭華麗、鋪排壯觀的特點，而且獨具自身寫實的特點，去掉了漢賦極飾夸張的寫作手法，讀后便可從中得知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故而獨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賦》外，陸機作有《文賦》，該文實質是以賦的形式闡述作文為章的方法，頗多精當見解，是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重要著述。潘岳作有《閑居》《秋興》二賦，寫出了清悠閑適的格調，又有《射雉》《笙》二賦，狀物抒情，細致精巧，文辭俊美，屬風流灑脫之作。
書法藝術
人們都知道晉朝的書法水平很高，而晉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早把書法作為教育課程普及的朝代，并且最早設立了書博士傳授書法，書法藝術在晉朝有重要發展。晉武帝極為重視書法藝術，專門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鐘繇、胡昭兩人為標準。范文瀾先生評述說:“東漢末后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鐘、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鐘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鐘、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平復帖》是西晉文學家、書法家陸機創作的草隸書法作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名家法帖，享“皇帖”之尊，得“墨皇”之冠，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中國文物中的“鎮國之寶”。明代董其昌拜觀《平復帖》：“右軍（王羲之）以前，鐘繇以后，唯此數行，為稀世之寶。”
胡昭，字孔明，和鐘繇、邯鄲淳、衛覬、韋誕等書法家齊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高士傳》還記載了他與布衣時的司馬懿有交情。時有人謀害司馬懿，他以誠心感人，阻止了謀害行為，卻始終緘口不言，司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
在晉武帝時代，出現了索靖、衛瓘及衛瓘之子衛恒等書法名家。
索靖，字幼安，今甘肅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時代即出類拔萃，與鄉里的其他四人一起進入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晉武帝擢任他為尚書郎。
位于溫縣招賢鄉的溫國故城遺址。 王義晉 攝
索靖和尚書令衛瓘在當時都以擅長草書而知名，晉武帝很喜愛他們。就兩人的特點而言，衛瓘書法的筆功勝于索靖，索靖則在楷法上遠勝于衛瓘。
衛瓘的兒子衛恒，字巨山，曾任尚書郎、秘書丞、黃門郎等職。他擅長草書和隸書，并撰有《四體書勢》，歷述書法發展的過程，為書法理論的名篇。
西晉時期的書法藝術，上承鐘繇、胡昭，下啟“書圣”王羲之及王獻之，從而促進東晉成為我國書法藝術史上最燦爛的時期之一。
王羲之字逸少，有“書圣”之稱。歷任秘書郎、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后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其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于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他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為“二王”。
史學成就
史學也是晉武帝司馬炎較為重視的一個學科。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盜挖戰國時魏襄王墓，得竹簡古書數十車。其中有魏國史書《紀年》13篇，記夏朝以來至魏襄王事；另還有《穆天子傳》6卷，記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種書數十篇。竹書文字奇特，簡札又錯亂無次序。晉武帝下令衛恒整理竹書，改寫為今文。衛恒去世后，束皙接任后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證，《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得傳于世。
西晉史學家司馬彪則根據《竹書紀年》駁斥三國時期蜀漢學者譙周的《古史考》。譙周認為司馬遷《史記》采百家雜說，所記周、秦以上事多與正經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糾《史記》的謬誤。司馬彪還撰寫了《續漢書》80篇，以翔實見稱。其中八志敘述東漢制度，梁劉昭分八志為30卷，并為作注，附宋范曄《后漢書》。《后漢書》因此有“志”，和《史記》《漢書》相配。
三國蜀漢至西晉官員、史學家陳壽于西晉泰始十年(274年)開始編著《三國志》。《三國志》是我國重要的一部史籍。北魏的崔浩評價說：“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
《三國志》的缺點是過于簡略。劉宋大臣、史學家裴松之作了注和補，征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幾十種；注、補首尾完整，并考訂異同，補足了陳壽的簡略，使《三國志》在正史中獲得一流地位。
作為一部雜史、雜記、雜考之書，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也值得贊舉。該著述的特點是記載了不少故事性很強的非地理博物性傳說，大大超出了《山海經》《神異經》等所載的內容范圍。書中所記的雜考、雜說、雜物、雜事以前多散見于已散失的各類古籍里，經該書采擷得以流傳于世。
繪畫創作
在繪畫創作方面，晉朝有顧愷之、荀勖、王協、張墨等人。顧愷之（348年至409年），字長康，畫家、繪畫理論家、詩人。顧愷之博學多才，擅詩賦、書法，尤善繪畫。時人稱之為三絕：畫絕、文絕和癡絕。東晉政治家謝安深重之，以為蒼生以來未之有。顧愷之作畫，意在傳神，其“遷想妙得”“以形寫神”等論點，為中國傳統繪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所繪《女史箴圖》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原作已失，現存唐代摹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
佛教繁榮
唐代詩人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國佛教寺廟的大量興建，其實始于西晉。當時全國有寺廟42處，僅洛陽就有白馬寺、東華寺、菩薩寺等名剎10處。
晉朝的時候，由于流行清談，僧侶就在清談時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傳播。南、北方佛教到后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凈土六信仰；南方重義理明、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討。
東晉凈土宗高僧慧遠提倡譯經，與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他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后成為凈土宗的祖師之一。
東晉名僧法顯是中國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侶，他于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東晉義熙十年（公元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今江蘇南京）。他與同伴大量翻譯經文，并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的重要作品。
道教發展
晉朝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規，南方道教則注重經法及義理，逐步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
晉朝，門閥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很多出現了所謂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瑯琊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韋氏，并逐步進入到上層社會，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至東晉時，道教逐漸從低谷中崛起，其表現之一，以倡導神仙道教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葛洪所著的《抱樸子·內篇》為標志，充實和發展了道教學說，在道教思想教義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表現之二，繼葛洪之后，又出現了傳授經系而形成的上清、靈寶、三皇等道教經箓派。《上清經》系是由晉代女道士巍華存創始，由楊羲、許謐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經書為《上清大洞真經》及《黃庭經》等。這是繼葛洪之后對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發展，它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靈寶派以重視符箓科教和齋戒儀軌，成為東晉末年很有社會影響的大道派，后衍變為閣皂宗。這些道教理論著作，對文學、藝術多有貢獻。同時道教的煉丹及養生術包含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方面的知識和成就，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積極貢獻。
醫學成就
晉朝，醫學有王叔和與他的《脈經》較為有名，同時醫學家皇甫謐奠定了針灸學科的理論，被后世譽為“針灸鼻祖”。1600多年來，它為針灸醫生提供了臨床治療的具體指導和理論根據。此書也傳到國外，受到各國，特別是日本和朝鮮的重視。
科學技術
其他文化門類如物理、天文、地圖學和地理學等科學技術領域，在晉朝都有重要發展。晉朝是古代最早發現歲差的朝代，東晉天文學家虞喜發現的歲差為后來測量、計算更精確的歷法打下基礎。后來，南北朝時期杰出的天文學家祖沖之在編訂新歷法時首次把歲差的理論付諸實踐。哲學有名家楊泉及其著述《物理論》。物理學有張華對共鳴現象的發現和荀勖對音律的研究。天文學方面，虞聳著有《穹天論》，太史令陳卓編訂的星圖匯集了283宮，總計1464顆星，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資料，建立的天宮體系長期作為天文學基礎。在地圖學與地理學領域，裴秀首次制定了六法制圖的標準，為繪制更精確的地圖打下基礎。他于西晉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創制《禹貢地域圖》18篇，開創了中國古代地圖繪制學。英國學者李約瑟稱其為“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為了紀念這位中國地圖科學創始人而設立的“裴秀獎”，現每兩年評選一次，這是中國地圖學界最高獎項。
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西晉太康年間的中國是與西方羅馬帝國并列的大國，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當時，由于2至5世紀世界性氣候轉冷，給世界格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曖溫的南方進行遷徙。但就中國而言，僅造成東西兩晉南北朝及其間五胡十六國的混亂，而在歐洲則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及迄今仍令歐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圖，至今沒有實現過統一。也就是說，羅馬已建立的大一統組織體系的瓦解，是造成羅馬之后歐洲發展落后于東方中國的關鍵。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這一時期歷史事件時認為：“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歷史，就必須將中國歷史推到幕前。”
故此，晉朝在中古史乃至世界史上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特別是西晉時期，由于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加之晉武帝推行了有利于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遂出現了經濟與文化繁榮昌盛的局面，被史學家稱為“太康之治”。可以說，晉朝在中國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篇章，是一個有貢獻的歷史時期，這是毫無疑問的。
□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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