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成身
經典山陽
1986年10月出版的《修武縣志》人物傳記篇,記載有16歲革命烈士王健的感人事跡。說起這篇傳記的來歷,有許多故事。
大海撈針 一籌莫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縣志辦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發老同志,手持蓋著“新華社社史編纂辦公室”印章的介紹信來到辦公室,想調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鄉的事跡。
我連忙取出修武縣革命烈士登記簿,反復翻閱著,查到最后,還是沒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說:“1942年5月,日本鬼子對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就是那時犧牲的,同時犧牲的同志都會按籍貫通知當地政府。那時候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紙張、墨水粗劣,保存條件又差,我來時專門調閱她的履歷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強辨認出她的姓名、年齡及修武幾個字。王健同志12歲參加革命,16歲犧牲,咱們總得給她家人一個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跡深深感動,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應盡的職責。王姓是修武縣大姓,少說也有四五千戶,遂下決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機關給各鄉縣志資料征集員一一打電話,請他們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線索。
老常同志一天兩次到縣志辦公室打聽消息,三四天過去了,還是沒有線索,我倆都一籌莫展。
閑話姓氏 巧遇機緣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來縣志辦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單門獨戶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學日本、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同盟會員南玉笙!
老常一聽,像觸了電似地站起來,說:“這可有點碰巧了。我記得王健同志剛到根據地時曾說過她母親姓南,我們一群紅小鬼都笑著說中國哪有這個姓,難不成不是爹媽親生的,是從南方抱來的小丫頭,還給她取個綽號‘南方小公主’。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點親戚?”
我也恍然大悟,說:“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莊,離這只1公里,咱去問問。”說著,我們二人就向小梁莊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們的是南玉笙的孫子南福堂。我問:“你們南家有沒有姓王的親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哪村的?”“山里頭,孫窯村!崩铣F炔患按貑枺骸巴跫疫有人嗎?”福堂說:“有,我大表姐福英還在修武!薄澳苷埶娨娒鎲?”“咋不能!”老常興奮地說:“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處尋,閑話姓氏得機緣!”
“假小子” 矢志報國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來到南家,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向我們講述她的家庭情況:
孫窯村是個窮山溝,我爺爺是個老秀才。我爸爸學名王廷梧,我爺爺一直供他上學。大學畢業后,我爺爺原想讓我爸爸教書,不知怎么陰錯陽差,我爸爸被委任當上新安縣縣長。我媽媽學名瑞卿,是姥爺的掌上明珠。姥爺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當時縣里還沒有女子小學堂,姥爺就在家中教母親識字念書。姥爺把女兒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氣。
我媽媽知書識禮,給我取名梅英。1926年農歷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媽媽本不喜歡用花花草草給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綻放的紅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彈身故,妹妹是個遺腹子。
我們村小人少,小學只有三年級,梅蓉該上四年級了,姥爺就把她接到縣城,進女子小學堂繼續上學。老師見她成績優秀,就讓她跳過四年級,直接讀五年級。梅蓉當時只有十來歲,可個頭、身板卻比同歲的小女孩壯實得多。她愛好體育、文娛活動,多次參加比賽得獎,性格開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學們都稱她“假小子”。
盧溝橋事變后,梅蓉參加學校的抗日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募捐,禁賣日貨。她還帶領同學砸了一家偷賣日貨的雜貨鋪。日本鬼子侵占修武縣城,女子小學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孫窯村。共產黨領導的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來到修武山區,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我和妹妹都參加了抗日宣傳隊,梅蓉是宣傳隊里年紀最小卻最活躍的積極分子,經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嶺,通過唱抗日歌曲、表演、貼標語、發傳單等形式,號召中國人不當亡國奴。在宣傳隊的宣傳下,有些年輕人報名參軍,有的出錢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媽媽聽說宣傳隊要隨游擊司令部轉移,就帶著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巖村瞧我們姐妹倆。小妹跑進屋,一頭扎進母親的懷里說:“媽媽,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當亡國奴,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回來見你!”媽媽笑著說:“還是俺閨女有志氣,看來王家要出個王木蘭哩!”從此,母女分離,天各一方。我被首長安排留下照顧媽媽。我們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還是打聽不到小妹的消息。媽媽臨終時還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來了,叫她到我墳頭上燒柱香!闭f著,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來。
聽到這里,我們也感動得唏噓落淚。
抗擊日寇 壯烈犧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講述了王健同志參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跡。
1938年夏天,12歲的王健跟隨部隊轉移到山西省武鄉縣,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次年春天,她到長治魯藝訓練班學習,冬天又在武鄉縣的“抗大”學習三個月,結業后被分配到衛生隊工作。她經常冒著槍林彈雨,到前線搶救照料傷員。1940年冬天,她被調到華北新華日報社電務科工作。當時,原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糧秣科科長韓秩吾也在報社,擔任材料科科長。報社要經常行軍轉移,環境艱苦,生活困難。王健雖然只有14歲,卻性格堅強,除了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行軍、堅持工作外,還主動幫助同事、照料病號。1941年春夏間,她的腿上生了瘡,腫得厲害,行動困難,硬是婉言謝絕同事照料,堅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嶺,跋涉行軍。
王健忠于職守,熱愛本職工作。她到報社電務科工作后,開始學習譯電,經常把電碼本帶在身上,隨時隨地都在背電碼,很快就熟悉了譯電業務。后來,她又學習抄收電報,總是及時、出色地完成黨交給她的任務。華北戰場的許多新聞稿,都是她一手譯發延安新華日報總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對我太行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華北新華日報社機關人員也都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為了縮小目標,減少犧牲,報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突圍。王健和報社一部分同志,來到一個叫莊子嶺的小山村。
莊子嶺隱蔽有許多八路軍傷員和干部,幾天后,報社總會計黃君玨擔心,在村子附近萬一被發現,就會連累大家。她和報社女醫生韓巖、機要員王健一商量,決定另換地方。趁著夜晚,她們三個人跑到莊子對面的陽坡,攀上峭壁,隱藏在一個小巖洞里。
6月2日,日寇來到莊子嶺,四處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觀察敵情,不慎被搜山的敵人發現。日寇包圍山洞,黃君玨挺身而出,用手槍接連打死打傷三個敵人。子彈打光后,她縱身一躍跳下懸崖。殘暴的日寇朝她射擊,黃君玨壯烈犧牲。王健和韓巖不愿投降,敵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煙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擊。兩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槍擊,光榮獻身。
當天下午,我趕寫出王健同志的傳記,連夜打印出來,交給老常同志帶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來信說:“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左權縣麻田鎮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楊尚昆、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修武籍烈士王健、韓秩吾的英名被鐫刻在碑身上。麻田鎮八路軍總部紀念館新聞烈士廳里,陳列有介紹王健和韓秩吾英雄事跡的文字資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紹,縣志編纂委員會對王健烈士英勇事跡才有了全面了解。
幾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據地反掃蕩的電視劇,其中就有這么一個鏡頭:黃君玨高喊著:“王健、韓醫生,隨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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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出版的《修武縣志》人物傳記篇,記載有16歲革命烈士王健的感人事跡。說起這篇傳記的來歷,有許多故事。
大海撈針 一籌莫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縣志辦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發老同志,手持蓋著“新華社社史編纂辦公室”印章的介紹信來到辦公室,想調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鄉的事跡。
我連忙取出修武縣革命烈士登記簿,反復翻閱著,查到最后,還是沒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說:“1942年5月,日本鬼子對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就是那時犧牲的,同時犧牲的同志都會按籍貫通知當地政府。那時候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紙張、墨水粗劣,保存條件又差,我來時專門調閱她的履歷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強辨認出她的姓名、年齡及修武幾個字。王健同志12歲參加革命,16歲犧牲,咱們總得給她家人一個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跡深深感動,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應盡的職責。王姓是修武縣大姓,少說也有四五千戶,遂下決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機關給各鄉縣志資料征集員一一打電話,請他們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線索。
老常同志一天兩次到縣志辦公室打聽消息,三四天過去了,還是沒有線索,我倆都一籌莫展。
閑話姓氏 巧遇機緣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來縣志辦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單門獨戶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學日本、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同盟會員南玉笙!
老常一聽,像觸了電似地站起來,說:“這可有點碰巧了。我記得王健同志剛到根據地時曾說過她母親姓南,我們一群紅小鬼都笑著說中國哪有這個姓,難不成不是爹媽親生的,是從南方抱來的小丫頭,還給她取個綽號‘南方小公主’。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點親戚?”
我也恍然大悟,說:“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莊,離這只1公里,咱去問問!闭f著,我們二人就向小梁莊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們的是南玉笙的孫子南福堂。我問:“你們南家有沒有姓王的親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薄澳拇宓?”“山里頭,孫窯村!崩铣F炔患按貑枺骸巴跫疫有人嗎?”福堂說:“有,我大表姐福英還在修武!薄澳苷埶娨娒鎲?”“咋不能!”老常興奮地說:“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處尋,閑話姓氏得機緣!”
“假小子” 矢志報國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來到南家,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向我們講述她的家庭情況:
孫窯村是個窮山溝,我爺爺是個老秀才。我爸爸學名王廷梧,我爺爺一直供他上學。大學畢業后,我爺爺原想讓我爸爸教書,不知怎么陰錯陽差,我爸爸被委任當上新安縣縣長。我媽媽學名瑞卿,是姥爺的掌上明珠。姥爺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當時縣里還沒有女子小學堂,姥爺就在家中教母親識字念書。姥爺把女兒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氣。
我媽媽知書識禮,給我取名梅英。1926年農歷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媽媽本不喜歡用花花草草給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綻放的紅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彈身故,妹妹是個遺腹子。
我們村小人少,小學只有三年級,梅蓉該上四年級了,姥爺就把她接到縣城,進女子小學堂繼續上學。老師見她成績優秀,就讓她跳過四年級,直接讀五年級。梅蓉當時只有十來歲,可個頭、身板卻比同歲的小女孩壯實得多。她愛好體育、文娛活動,多次參加比賽得獎,性格開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學們都稱她“假小子”。
盧溝橋事變后,梅蓉參加學校的抗日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募捐,禁賣日貨。她還帶領同學砸了一家偷賣日貨的雜貨鋪。日本鬼子侵占修武縣城,女子小學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孫窯村。共產黨領導的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來到修武山區,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我和妹妹都參加了抗日宣傳隊,梅蓉是宣傳隊里年紀最小卻最活躍的積極分子,經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嶺,通過唱抗日歌曲、表演、貼標語、發傳單等形式,號召中國人不當亡國奴。在宣傳隊的宣傳下,有些年輕人報名參軍,有的出錢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媽媽聽說宣傳隊要隨游擊司令部轉移,就帶著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巖村瞧我們姐妹倆。小妹跑進屋,一頭扎進母親的懷里說:“媽媽,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當亡國奴,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回來見你!”媽媽笑著說:“還是俺閨女有志氣,看來王家要出個王木蘭哩!”從此,母女分離,天各一方。我被首長安排留下照顧媽媽。我們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還是打聽不到小妹的消息。媽媽臨終時還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來了,叫她到我墳頭上燒柱香!闭f著,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來。
聽到這里,我們也感動得唏噓落淚。
抗擊日寇 壯烈犧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講述了王健同志參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跡。
1938年夏天,12歲的王健跟隨部隊轉移到山西省武鄉縣,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次年春天,她到長治魯藝訓練班學習,冬天又在武鄉縣的“抗大”學習三個月,結業后被分配到衛生隊工作。她經常冒著槍林彈雨,到前線搶救照料傷員。1940年冬天,她被調到華北新華日報社電務科工作。當時,原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糧秣科科長韓秩吾也在報社,擔任材料科科長。報社要經常行軍轉移,環境艱苦,生活困難。王健雖然只有14歲,卻性格堅強,除了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行軍、堅持工作外,還主動幫助同事、照料病號。1941年春夏間,她的腿上生了瘡,腫得厲害,行動困難,硬是婉言謝絕同事照料,堅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嶺,跋涉行軍。
王健忠于職守,熱愛本職工作。她到報社電務科工作后,開始學習譯電,經常把電碼本帶在身上,隨時隨地都在背電碼,很快就熟悉了譯電業務。后來,她又學習抄收電報,總是及時、出色地完成黨交給她的任務。華北戰場的許多新聞稿,都是她一手譯發延安新華日報總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對我太行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華北新華日報社機關人員也都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為了縮小目標,減少犧牲,報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突圍。王健和報社一部分同志,來到一個叫莊子嶺的小山村。
莊子嶺隱蔽有許多八路軍傷員和干部,幾天后,報社總會計黃君玨擔心,在村子附近萬一被發現,就會連累大家。她和報社女醫生韓巖、機要員王健一商量,決定另換地方。趁著夜晚,她們三個人跑到莊子對面的陽坡,攀上峭壁,隱藏在一個小巖洞里。
6月2日,日寇來到莊子嶺,四處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觀察敵情,不慎被搜山的敵人發現。日寇包圍山洞,黃君玨挺身而出,用手槍接連打死打傷三個敵人。子彈打光后,她縱身一躍跳下懸崖。殘暴的日寇朝她射擊,黃君玨壯烈犧牲。王健和韓巖不愿投降,敵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煙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擊。兩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槍擊,光榮獻身。
當天下午,我趕寫出王健同志的傳記,連夜打印出來,交給老常同志帶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來信說:“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左權縣麻田鎮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楊尚昆、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修武籍烈士王健、韓秩吾的英名被鐫刻在碑身上。麻田鎮八路軍總部紀念館新聞烈士廳里,陳列有介紹王健和韓秩吾英雄事跡的文字資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紹,縣志編纂委員會對王健烈士英勇事跡才有了全面了解。
幾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據地反掃蕩的電視劇,其中就有這么一個鏡頭:黃君玨高喊著:“王健、韓醫生,隨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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