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生育率已降到1.4水平具備改變政策條件
更新時間：2013-11-8 9:18:56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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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戶籍創造人口新紅利
——— 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 金輝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政府可通過改革戶籍制度，立竿見影釋放制度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他同時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
《經濟參考報》：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造就了一個世界“奇跡”。很多人把“人口紅利”的影響看作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您的研究結論是什么樣的？
蔡昉：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有明顯的突破。此前，這個領域的研究長期集中在觀察人口規模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并不確定，即正面或負面關系的證據都存在。然而，當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觀察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關系之后，人們發現，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比重不斷提高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可以通過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額外的源泉，即人口紅利。研究發現，在2010年以前我國勞動人口(即15至59歲之間的人口)一直持續增加，人口撫養比(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數之比)不斷下降，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負擔較輕，經濟增長的剩余不斷積累，出現了高儲蓄率、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人口紅利。
《經濟參考報》：人口紅利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應該如何觀察？
蔡昉：在過去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中，資本的貢獻最大，占70%。資本積累雖然體現為物質資本的積累，但也與人口因素密切相關。首先，較低的人口撫養比為高儲蓄、高積累、高投資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其次，由于勞動力供應充足，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出現，資本投入不斷得到回報，經濟也才能不斷高速發展；第三，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撫養比，以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都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析發現，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口的作用，而現今我國人口結構和變化趨勢都發生了改變，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將相應改變。經濟增長減速也就在情理之中。
隨著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于2010年達到峰值，過去兩年都是絕對減少的趨勢，人口撫養比也開始提高，標志著人口紅利在中國的消失。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平均是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按照我們的測算，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經濟參考報》：就是說，勞動力的供給是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一個重要變量，而勞動力減少已成定局，那這一塊缺失靠什么彌補？
蔡昉：我們首先需要分析中國未來的增長源泉在哪里。經濟增長來自以下幾個方面：資本的積累、勞動力的增長、人力資本的提高、撫養比的下降、資源配置的改進和技術進步。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的積累、勞動力的增加和撫養比的下降。
轉折點之后，資本積累的貢獻會自然下降，勞動力增長的貢獻將變成零，撫養比的貢獻會先下降，直到零甚至為負。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必須依靠人力資本、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所有這些要素都只能通過改革才能獲得。2011-2020年，潛在增長率會很自然地不斷下降。我們不希望用拉動需求的辦法去刺激增長，人為地將增長率拉到潛在增長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應當提高潛在增長率。雖然目前勞動力的供給呈現負增長，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參與率來增加勞動供給。我們曾模擬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么這期間潛在增長率每年可以提高0.88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提高勞動參與率？延遲退休嗎？很多發達國家采用這種辦法，您覺得在我國適用嗎？還有其他辦法嗎？
蔡昉：未來人們將會接受越來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勞動年齡人口里，20歲之前的人們會越來越多地傾向于上學，這一部分人群不屬于就業。西方國家普遍應用的是把退休年齡后延，我國也可以借鑒此法。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現在20歲左右的群體，59歲退休年齡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企業缺工，也不會需要這些大齡勞動力，因此人為延長退休年齡只會造成這部分群體失業。
目前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比較低。我國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億的農民工，但這些農民工并不能擁有與城市人一樣的基本社會保障，也沒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因此就難以形成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鳥”，立竿見影。
首先，穩定并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經濟參考報》：問您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在人口紅利消失的背景下，繼續執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還有必要嗎？在您看來，政策應該做出哪些調整？調整的難點在哪里？
蔡昉：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經處于較低水平。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的軌跡，與中國臺灣地區和許多鄰國是一樣的，可見不是計劃生育一項政策促成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中國到了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出現了社會老齡化等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即使改變了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了生育限制，也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放開生育限制之后，中國也不會在生育率上有特別顯著的提高。但是我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說30年后情況發生變化可以采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現在中國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經具備了改變政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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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戶籍創造人口新紅利
——— 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 金輝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政府可通過改革戶籍制度，立竿見影釋放制度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他同時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
《經濟參考報》：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造就了一個世界“奇跡”。很多人把“人口紅利”的影響看作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您的研究結論是什么樣的？
蔡昉：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有明顯的突破。此前，這個領域的研究長期集中在觀察人口規模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并不確定，即正面或負面關系的證據都存在。然而，當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觀察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關系之后，人們發現，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比重不斷提高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可以通過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額外的源泉，即人口紅利。研究發現，在2010年以前我國勞動人口(即15至59歲之間的人口)一直持續增加，人口撫養比(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數之比)不斷下降，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負擔較輕，經濟增長的剩余不斷積累，出現了高儲蓄率、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人口紅利。
《經濟參考報》：人口紅利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應該如何觀察？
蔡昉：在過去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中，資本的貢獻最大，占70%。資本積累雖然體現為物質資本的積累，但也與人口因素密切相關。首先，較低的人口撫養比為高儲蓄、高積累、高投資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其次，由于勞動力供應充足，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出現，資本投入不斷得到回報，經濟也才能不斷高速發展；第三，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撫養比，以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都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析發現，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口的作用，而現今我國人口結構和變化趨勢都發生了改變，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將相應改變。經濟增長減速也就在情理之中。
隨著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于2010年達到峰值，過去兩年都是絕對減少的趨勢，人口撫養比也開始提高，標志著人口紅利在中國的消失。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平均是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按照我們的測算，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經濟參考報》：就是說，勞動力的供給是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一個重要變量，而勞動力減少已成定局，那這一塊缺失靠什么彌補？
蔡昉：我們首先需要分析中國未來的增長源泉在哪里。經濟增長來自以下幾個方面：資本的積累、勞動力的增長、人力資本的提高、撫養比的下降、資源配置的改進和技術進步。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的積累、勞動力的增加和撫養比的下降。
轉折點之后，資本積累的貢獻會自然下降，勞動力增長的貢獻將變成零，撫養比的貢獻會先下降，直到零甚至為負。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必須依靠人力資本、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所有這些要素都只能通過改革才能獲得。2011-2020年，潛在增長率會很自然地不斷下降。我們不希望用拉動需求的辦法去刺激增長，人為地將增長率拉到潛在增長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應當提高潛在增長率。雖然目前勞動力的供給呈現負增長，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參與率來增加勞動供給。我們曾模擬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么這期間潛在增長率每年可以提高0.88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提高勞動參與率？延遲退休嗎？很多發達國家采用這種辦法，您覺得在我國適用嗎？還有其他辦法嗎？
蔡昉：未來人們將會接受越來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勞動年齡人口里，20歲之前的人們會越來越多地傾向于上學，這一部分人群不屬于就業。西方國家普遍應用的是把退休年齡后延，我國也可以借鑒此法。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現在20歲左右的群體，59歲退休年齡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企業缺工，也不會需要這些大齡勞動力，因此人為延長退休年齡只會造成這部分群體失業。
目前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比較低。我國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億的農民工，但這些農民工并不能擁有與城市人一樣的基本社會保障，也沒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因此就難以形成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鳥”，立竿見影。
首先，穩定并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經濟參考報》：問您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在人口紅利消失的背景下，繼續執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還有必要嗎？在您看來，政策應該做出哪些調整？調整的難點在哪里？
蔡昉：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經處于較低水平。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的軌跡，與中國臺灣地區和許多鄰國是一樣的，可見不是計劃生育一項政策促成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中國到了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出現了社會老齡化等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即使改變了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了生育限制，也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放開生育限制之后，中國也不會在生育率上有特別顯著的提高。但是我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說30年后情況發生變化可以采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現在中國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經具備了改變政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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