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飯局一年曾吃掉3000億 八項規定后開辟“新戰場”】
更新時間：2014-5-14 9:53:38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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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在某些官員看來，請客吃飯則是他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5月13日，新京報評論稱，縱橫商界、政界的“大佬”劉漢，曾以一頓百萬的“天價飯局”打通與高官結交之路。怎樣讓官員在“天價飯局”前止步，長期以來都是反腐的重點。
2013年被媒體稱為公權的“禁令之年”，從“八項規定”到“六項禁令”，再到“糾四風”，規范吏治、整肅官場成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頭戲。嚴令之下，官場吃喝之風是否得到了遏制？
一天82萬個公款飯局
2012年，北京師范大學朱光明教授曾表示，在許多地方，領導干部幾天沒有飯局就“饞酒”，工作沒有精神，還有的地方，一些領導干部70％的精力都花在了酒桌上。
朱光明指出，“公務接待現在既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又是挑起官民矛盾的重要因素，必須趕快剎車”。
無獨有偶，2014年3月，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主持的一項調查也引發了輿論的關注。
按照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我國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飯局，省政府的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飯局。
到了基層，花在吃飯上的時間則更長：市長平均每周15.1次、縣長則達到了每周18.2次，按一周五個工作日計算，相當于每個工作日有3.6次飯局，每天的飯局甚至需要趕場。
觸目驚心的數據讓張仲梁回憶起自己曾在聯合國的一次經歷。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給張一瓶礦泉水，并說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工資買的，這讓張仲梁大為驚訝，“在聯合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為自己辦公室內的水付賬，不管你是自己喝還是請人喝。這就是公私之間嚴格的界限。”
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會吃掉多少錢？2012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曾提交《關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議》，《建議》中提到，2012年全國公款吃喝的開銷已經達到了3000億元。按平均每個飯局花費1000元計，每年大約有3億個公款飯局，平均每天有超82萬個公款飯局。
“如此龐大的公款吃喝數額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擠占了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為此，九三學社在《建議》中針對“公款吃喝”提出建議，“將公款吃喝等浪費問題納入《刑法》調節范疇”。
飯局里邊有文章
廉政瞭望在2014年的一篇報道中提到，吃飯喝酒在官場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官員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僅從餐桌的擺放和賓主的座位安排上，官場飯局就大有文章。
湖南衡陽市接待處網站上甚至專門有一篇文章介紹了餐桌擺放的玄機：多桌宴會各餐桌之間的距離應不少于1.5米，主賓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離應不少于2米，餐桌距四周墻壁應不少于1.2米。
“一塊桌布都有非同尋常的含義”，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對此頗有心得。如果有幾桌客人，且難以用方位設置的辦法來突出主臺，就要利用主臺與其他餐臺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來突出主臺。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問題，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數字，而是通過花卉名稱不同加以區別。
和民間請客一般由主人點菜不同，官場上的主位者往往不會親自點菜。“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通常會在領導來之前把菜點好，等主客到達之時涼菜必須上好，絕不能讓桌子空著，這是大忌。”
這位副秘書長是北方人，他說以單位名義宴請客人有一定規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對面，1號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號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隨意。但有些地方經常會讓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機，“大概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點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曾在一次講座上笑稱，自己開會、處理各種文字的時間大幅縮短，“是八項規定把公務員們從文山會海中，從酒桌上解放了出來。”
前文提到，根據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各級干部有很長的時間花在吃飯上，而到了八項規定出臺的2013年，數字出現了急劇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飯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級0.5次、市長10.2次、縣長12.2次。
官場上因此流行起這么一種說法：“沒想到八項規定的力度這么大，范圍這么廣，影響這么深，效果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縣為樣本調查官場“吃喝尺度”的變化。該縣工業較發達，人口50多萬，2012年GDP約為150億元。
該縣財政局副局長表示，八項規定出臺已有一年多，三公經費大大減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萬元。在這1400萬元中，“飯桌”上用的錢大幅減少。全縣2013年前10個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費用同比減少30%。一名公務員的公務接待費用預算，本來是一年一萬元，在2013年壓縮至9000元。
該縣縣委書記帶著方便面下鄉人盡皆知，還一度登上過省級媒體。據一名紀委干部回憶，有一次來了上級領導，要留人進餐館吃飯被婉拒，“你們縣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們就一人來一碗米粉如何？”
官場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員們也自由閑適了不少。國土局一名工作人員說，“以前自己搞接待，一個星期要參加四五次飯局，現在一個月都吃不到兩次，‘三高’也降下來了。”縣里的普通民眾看到了往日見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門官員甚至有縣領導，在河邊陪著老婆孩子散步閑逛。
張仲梁的調查也顯示，2013年，官員工作節奏明顯改變：逐漸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招待和飯局減半，在家時間平均增加了30分鐘。
公款吃喝少了，餐飲業的收入也隨之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前兩個月，高檔餐飲酒店等“限額以上企業”餐飲收入增長僅為8.4%，同比下降3.3%；商務部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北京、上海、寧波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分別大體下降了35%、20%、25%。
數字是否能反映官場飯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許不能讓人樂觀。據廉政瞭望報道，中部地區一名縣委秘書長王安東表示，“雖然各地紛紛出臺針對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時候又不得不吃，我們只能轉戰第二、第三戰場。”
相對于高檔星級餐廳，“二三線戰場”更為隱秘。“吃得最多的是單位食堂，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貪局的審查點吃的，那里的廚師是從五星級酒店請來的，手藝不錯。”
除了單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開辟為“二三線戰場”：
2013年1月新京報報道，甘肅、福建、河北、河南、內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級駐京辦餐廳，至少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都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
2013年4月，有媒體暗訪了北京幾處分別位于公園、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場所，發現這里就餐價格高，并有公車的身影。一名服務員表示，他們接待的領導很多。
看來，想要遏制公款吃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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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在某些官員看來，請客吃飯則是他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5月13日，新京報評論稱，縱橫商界、政界的“大佬”劉漢，曾以一頓百萬的“天價飯局”打通與高官結交之路。怎樣讓官員在“天價飯局”前止步，長期以來都是反腐的重點。
2013年被媒體稱為公權的“禁令之年”，從“八項規定”到“六項禁令”，再到“糾四風”，規范吏治、整肅官場成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頭戲。嚴令之下，官場吃喝之風是否得到了遏制？
一天82萬個公款飯局
2012年，北京師范大學朱光明教授曾表示，在許多地方，領導干部幾天沒有飯局就“饞酒”，工作沒有精神，還有的地方，一些領導干部70％的精力都花在了酒桌上。
朱光明指出，“公務接待現在既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又是挑起官民矛盾的重要因素，必須趕快剎車”。
無獨有偶，2014年3月，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主持的一項調查也引發了輿論的關注。
按照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我國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飯局，省政府的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飯局。
到了基層，花在吃飯上的時間則更長：市長平均每周15.1次、縣長則達到了每周18.2次，按一周五個工作日計算，相當于每個工作日有3.6次飯局，每天的飯局甚至需要趕場。
觸目驚心的數據讓張仲梁回憶起自己曾在聯合國的一次經歷。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給張一瓶礦泉水，并說自己喝的每一瓶水都是工資買的，這讓張仲梁大為驚訝，“在聯合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為自己辦公室內的水付賬，不管你是自己喝還是請人喝。這就是公私之間嚴格的界限。”
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會吃掉多少錢？2012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曾提交《關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議》，《建議》中提到，2012年全國公款吃喝的開銷已經達到了3000億元。按平均每個飯局花費1000元計，每年大約有3億個公款飯局，平均每天有超82萬個公款飯局。
“如此龐大的公款吃喝數額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擠占了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為此，九三學社在《建議》中針對“公款吃喝”提出建議，“將公款吃喝等浪費問題納入《刑法》調節范疇”。
飯局里邊有文章
廉政瞭望在2014年的一篇報道中提到，吃飯喝酒在官場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官員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僅從餐桌的擺放和賓主的座位安排上，官場飯局就大有文章。
湖南衡陽市接待處網站上甚至專門有一篇文章介紹了餐桌擺放的玄機：多桌宴會各餐桌之間的距離應不少于1.5米，主賓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離應不少于2米，餐桌距四周墻壁應不少于1.2米。
“一塊桌布都有非同尋常的含義”，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對此頗有心得。如果有幾桌客人，且難以用方位設置的辦法來突出主臺，就要利用主臺與其他餐臺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來突出主臺。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問題，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數字，而是通過花卉名稱不同加以區別。
和民間請客一般由主人點菜不同，官場上的主位者往往不會親自點菜。“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通常會在領導來之前把菜點好，等主客到達之時涼菜必須上好，絕不能讓桌子空著，這是大忌。”
這位副秘書長是北方人，他說以單位名義宴請客人有一定規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對面，1號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號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隨意。但有些地方經常會讓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機，“大概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點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曾在一次講座上笑稱，自己開會、處理各種文字的時間大幅縮短，“是八項規定把公務員們從文山會海中，從酒桌上解放了出來。”
前文提到，根據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各級干部有很長的時間花在吃飯上，而到了八項規定出臺的2013年，數字出現了急劇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飯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級0.5次、市長10.2次、縣長12.2次。
官場上因此流行起這么一種說法：“沒想到八項規定的力度這么大，范圍這么廣，影響這么深，效果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縣為樣本調查官場“吃喝尺度”的變化。該縣工業較發達，人口50多萬，2012年GDP約為150億元。
該縣財政局副局長表示，八項規定出臺已有一年多，三公經費大大減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萬元。在這1400萬元中，“飯桌”上用的錢大幅減少。全縣2013年前10個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費用同比減少30%。一名公務員的公務接待費用預算，本來是一年一萬元，在2013年壓縮至9000元。
該縣縣委書記帶著方便面下鄉人盡皆知，還一度登上過省級媒體。據一名紀委干部回憶，有一次來了上級領導，要留人進餐館吃飯被婉拒，“你們縣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們就一人來一碗米粉如何？”
官場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員們也自由閑適了不少。國土局一名工作人員說，“以前自己搞接待，一個星期要參加四五次飯局，現在一個月都吃不到兩次，‘三高’也降下來了。”縣里的普通民眾看到了往日見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門官員甚至有縣領導，在河邊陪著老婆孩子散步閑逛。
張仲梁的調查也顯示，2013年，官員工作節奏明顯改變：逐漸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招待和飯局減半，在家時間平均增加了30分鐘。
公款吃喝少了，餐飲業的收入也隨之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前兩個月，高檔餐飲酒店等“限額以上企業”餐飲收入增長僅為8.4%，同比下降3.3%；商務部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北京、上海、寧波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分別大體下降了35%、20%、25%。
數字是否能反映官場飯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許不能讓人樂觀。據廉政瞭望報道，中部地區一名縣委秘書長王安東表示，“雖然各地紛紛出臺針對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時候又不得不吃，我們只能轉戰第二、第三戰場。”
相對于高檔星級餐廳，“二三線戰場”更為隱秘。“吃得最多的是單位食堂，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貪局的審查點吃的，那里的廚師是從五星級酒店請來的，手藝不錯。”
除了單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開辟為“二三線戰場”：
2013年1月新京報報道，甘肅、福建、河北、河南、內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級駐京辦餐廳，至少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都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
2013年4月，有媒體暗訪了北京幾處分別位于公園、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場所，發現這里就餐價格高，并有公車的身影。一名服務員表示，他們接待的領導很多。
看來，想要遏制公款吃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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