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直接向部委提出意見
更新時間：2015-2-9 9:02:20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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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多時間里，每隔一周的周四，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大都會主持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下稱“雙談”）。2013年10月重啟的“雙談”，至今已經召開26次。高規格、小主題，重落實，使“雙談”的效果十分顯著，產生的意見已經多次影響了決策。雙周協商座談，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中重要的部分，也成為中國最大的“智庫”。每次20人左右的小規模會議，是如何影響了決策？又有哪些問題是“雙談”關注的？
設立
首次政協常委會提出“多開一點座談會”
1950年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起召開雙周座談會，前后舉行114次，后因“文革”中斷。63年后，全國政協創設“雙周協商座談會”，并且形成制度。前者強調學習溝通，后者突出協商議政。
為何在這個時機創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
黨的十八大確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先天帶有濃厚民主協商色彩的政協必然成為主陣地。
俞正聲剛上任，在第一次常委會上就提出“政協工作怎么干？”他提出多開一點座談會，以界別為基礎，專題協商和對口協商相結合，采取座談交流的形式，增加工作的頻度，擴大委員參與度。
就這樣，在他的提議和推動下，全國政協創立了“雙談”。
這種雙周座談的形式其實并非首創。
1950年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起召開雙周座談會，參加人民政協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推舉的代表及全國政協常委為主體參加。直至1966年7月共舉行了114次，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斷。
俞正聲指出，“雙周座談會是人民政協的優良傳統，要總結好、利用好其中的寶貴經驗。”而“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對雙周座談會的繼承和創新”。
雖然只多“協商”二字，但是兩個會的內涵并不一樣。歷史上的“雙周座談會”強調學習與溝通，今天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更突出協商議政，每期都有主題，參與者也是有備而來，有的放矢。
2013年9月18日，全國政協第六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意味著“雙談”這一形式的制度化與日常化。《辦法》規定，雙周協商座談會一般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舉行20次左右。
形式
俞正聲在外視察時 為能參會曾建議會議改期
“雙談”最常邀請的部門是財政部，高達10次之多；國家發改委、人社部次之，達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環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通過這個平臺向部委提出的意見都是十分直接的。
據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一般每次會議邀請20人左右，包括委員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算下來參會的委員一年將近400人次，一屆下來參會的委員就有2000人次。
俞正聲親自主持“雙談”
會議由俞正聲親自主持。一般而言，需要全國政協主席主持的會議并不多，多為程序性會議。比如每年3月的政協全會，平常時間的常委會、主席會等，最密集也不過一月一次。自從“雙談”制度建立后，俞正聲每兩周就要主持一場座談。而且俞正聲本人也對“雙談”格外看重。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陳惠豐曾透露，有一次俞正聲在外地視察，由于視察時間與座談會沖突，為了能夠親自參加座談會，他建議將會議改期，后來對座談會會期進行了調整。在陳惠豐看來，俞正聲親自參加，確保了座談會的規格和力度。
財政部至少參加10次“雙談”
每次雙周座談會都會邀請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參會聽取意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住建部、教育部等相關部委已經成為“雙談”上的“常客”。據北青報記者不完全統計，“雙談”最常邀請的部門是財政部，高達10次之多；國家發改委、人社部次之，達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環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
委員張震宇曾表示，“有國家部委領導參加，無形當中就加大了協商的力度，促進了協商成果的轉換。”
“雙談”時直接向部委提出意見
每年的“雙談”盡量兼顧各個黨派團體和界別，讓各部分都參與進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國浩律師事務所律師施杰曾兩次被邀請參加“雙談”，他認為，“雙談”第一個特點就是及時性，議題都是當下社會發展、國家發展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是針對性，通過這個平臺向部委提出的意見都是十分直接的，不論是正在制定政策、執行政策，還是規劃發展藍圖。而且還具備專業性，參加的委員對會議主題都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每年20次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與全會、常委會形成了人民政協的議政體系，每年1次全會、4次常委會、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1420”格局已經成為全國政協履職的新常態。
聚焦
“雙談”前半年開始調研 經濟環保權益保障最熱
“雙談”大部分議題來自于年度協商計劃，而制定年度協商計劃也是本屆政協一個創新。還有的“雙談”議題是根據中央所需協商問題酌情安排，或由政協主席親自命題。
對于“雙談”的議題，俞正聲多次強調“題目要小”，他在十二屆政協二次全會開幕式作報告時就表示，“不求題目大，求切中要害”。他希望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選準一個切入點，真正把它研究透，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
去年“雙談”議題七成來自年度協商計劃
陳惠豐參加過幾次“雙談”的組織和籌備工作。他說，制定“雙談”議題，要研究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課題、存在爭議的問題、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戰略課題。
陳惠豐介紹，“雙談” 的大部分議題來自于年度協商計劃。而制定年度協商計劃也是本屆政協的一個創新。2013年起，全國政協制定和實施了年度協商計劃。協商題目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最終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定通過。
此外，還有的“雙談”議題是根據中央所需協商問題酌情安排，或由主席親自命題。2014年的20個議題中，15個來源于年度協商計劃。
來源于年度協商計劃的議題一般委員們前期都會進行調研。例如去年11月27日召開的第22次“雙談”，議題為《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去年3月至5月，全國工商聯在連續三年對中小微企業調研的基礎上，組成6個調研組，深入15個省市調研，其間召開了19場政府部門座談會、58場企業座談會。全國政協經濟委也組織專題調研組，實地走訪多個省市區。“雙談”當月月初，經濟委還邀請了19位相關領域的政協委員、專家學者、中小微企業代表，進一步理清了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建議和意見的總體思路。
每個議題均有顯著時代背景
可以說大部分“雙談”的議題是提前計劃好的，盡管如此，每個議題也都有其顯著的時代背景。
例如去年12月12日召開的以“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為議題的“雙談”， 時值《關于切實加強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指導意見》出臺8個月，但仍存在傳統村落保護發展模式單一、保護資金短缺、因無序開發導致自然風貌和環境遭到破壞等諸多矛盾和問題急需解決。再比如去年7月10日召開的“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問題”雙周協商座談會，時值中線工程即將通水。去年5月27日，“雙談”議題為“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需關注和解決的問題”，雖然已經頒布《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也取得積極成效，但任務依然艱巨繁重。
都哪些議題能上“雙談”？
都哪些議題能上“雙談”？通過梳理26個議題，北青報記者發現，經濟、環保、權益保障和政府社會治理等方面議題最為集中。
第一次“雙談”就是經濟議題——《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第十七次議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需要重視的問題及建議》，第二十二次議題《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
環保類的議題也較多，例如第五次議題《加強汽車尾氣治理、減少城市大氣污染》，第六次議題《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第十五次議題《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問題》。
政府和社會治理也是委員們獻策最多的方面。
如第十三次議題《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第十六次議題《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第二十四次議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公信力》。
參會
官員背景的委員更易受邀 同時請到正反兩方
每一場座談會委員的預約發言8分鐘，還有5分鐘的即席發言。發言“一上來就是干貨”，可以打斷，可以質疑，不準念稿。圍繞“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議題，“挺核派”、“反核派”各執一詞，辯論得面紅耳赤。
每次座談會只邀請20位左右的政協委員，如何在眾多委員中挑出參會人選？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白煜章認為，首先要夠了解，“要對委員的專長、職業背景、研究領域、提案和大會發言的關注方向等情況爛熟于心。”同時還要圍繞議題把利益相關方或正反方全部請到，才不會有失偏頗，呈現出公正客觀的觀點。
民主黨派委員參會占七成左右
在“選人”問題上，座談會還突出了統戰色彩和界別特色。參會人員中，民主黨派委員占七成，中共委員占三成，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能有更多的機會參政議政。
施杰參加的分別是第三次維護職工權益和第七次安全生產法修正的“雙談”。第一次是全國總工會邀請，因為他屬于工會界別，且之前提出過有關職工工資談判的意見。第二次是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邀請，他之前也有過相關提案。施杰說，自己受邀請可能因為這兩個話題都與法制有關，同時政協希望聽聽律師委員的意見。
至少33位委員參加兩次以上“雙談”
北青報記者統計后發現，大部分委員都只參加一次“雙談”，但至少有33位委員參加過兩次或三次“雙談”。
參加過多次雙談會的委員有兩個特點，首先，對于參加“雙談”次數特別多的委員，也就是達到三次的，大都有官員背景，參加的議題多與其本職或原職工作息息相關。例如原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先后參與討論宏觀經濟形勢、安全生產法修正和化解產能過剩等議題；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參加建筑產業化、利用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廢棄物和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等議題協商；環保部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司長劉炳江也參加了三次。
第二個特點就是多個委員參加兩場相同的“雙談”。例如孫太利和秦升益都參加了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張世平和盛明富都參加了第三次和第二十一次，程津培、田中群、王梅祥和李燦都參加了第四次和第二十五次等等。
俞正聲維持秩序：“只交鋒不爭吵”
每一場座談會委員的預約發言8分鐘，還有5分鐘的即席發言。開會之前工作人員會與參會委員溝通，“因為發言的人比較多，也要避免話題重復，時間很緊”，施杰說，“沒有程序性語言，上來就是‘干貨’，掐頭去尾”，而且發言“可以打斷，可以質疑，不準念稿”，俞正聲也會在聽取發言中不時有插話、詢問、探討。
有一次會上，一位央企老總發言時俞正聲打斷他，詢問是否真正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有沒有用勞務派遣的方式規避臨時用工等，要求國企應該帶頭落實，讓職工權益真正得到保障。
在安全生產法修正的那次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在她的發言中談到了“盡職免責”。此前，她的提案一直在呼吁官員應終身責任制，不要讓無辜的人擔責，不能一出事兒就是臨時工承擔。針對“盡職免責”這個提法，俞正聲就很感興趣，當即打斷詢問這個是什么意思。“俞主席對這個提法還是非常贊的，他說‘這個事兒我一直深有感觸，也應該引起你們有關部門的重視’，他就談到自己在建設部和上海工作期間的幾件事兒，認為要查就應該真正地查到責任人。”
去年1月舉行的以“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為主題的“雙談”也倍受關注。會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與張國寶等委員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辯論。“挺核派”、“反核派”各執一詞，辯論得面紅耳赤，以至于會議主持人俞正聲不得不笑著維持起現場秩序：“我們只是交鋒，不爭吵。”
影響
“雙談”會后3天內 信息專報遞送相關決策部門
剛開始，協商成果僅報送幾個相關的中央領導。去年3月開始信息專報報送有關部門，最多的信息專報得到10次以上批示。已有多條意見切實影響決策。
“雙談”之所以重要，關鍵還在于委員們會后的意見可以切實發揮作用，或得到中央領導重視，或直接反映在相關政策的制定上。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結束后3天內，政協會將各方意見形成一個信息專報，遞交相關決策部門。一份來自全國政協辦公廳信息局的數據顯示，截至第1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已經報送了16份信息專報至中央有關部門，目前累計批示33次，最多的信息專報得到10次批示，最少的專報也有1次批示。
全國政協信息局局長谷斌介紹，在雙周協商座談會確立之初，并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雙周協商的成果。起初座談會結束后整理出來的協商成果，僅以政協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幾個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情況下不報送國家部委。后來，大家一致認為，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成為全國政協的一個特色活動，其意義已超越了會議本身。經全國政協研究決定，將協商成果以普刊的形式，報送給中央領導和國家相關部委。自2014年3月開始，中央領導及國家相關部委都可以看到和了解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成果，這是推進協商成果轉化落實的一大進步。
有部委領導參會也是促進建議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第二十一次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當即表態，會將調研發現的問題記錄下來，進一步研究解決辦法，完善相關規定，進一步簡化工傷申報程序，縮短申報周期，不把困難推給老百姓。
此外，目前已有多條意見切實影響了決策。例如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建設生態文明的美好家園時，提到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而這個數字原來是300萬輛。到底怎么回事兒呢？就是在2013年12月“雙談”討論汽車尾氣問題后，形成報告給中央，李克強總理看到后，注意到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因此就有了總理報告中“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的目標。
施杰認為，政協是中國的“超級智庫”，因為委員都是來自各行各業中的優秀成員，能及時將專業意見有針對性地提出來，幫助制度建設得更加完善，作用不可小覷。本版文/本報見習記者 周宇
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政協》、《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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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
首次政協常委會提出“多開一點座談會”
1950年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起召開雙周座談會，前后舉行114次，后因“文革”中斷。63年后，全國政協創設“雙周協商座談會”，并且形成制度。前者強調學習溝通，后者突出協商議政。
為何在這個時機創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
黨的十八大確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先天帶有濃厚民主協商色彩的政協必然成為主陣地。
俞正聲剛上任，在第一次常委會上就提出“政協工作怎么干？”他提出多開一點座談會，以界別為基礎，專題協商和對口協商相結合，采取座談交流的形式，增加工作的頻度，擴大委員參與度。
就這樣，在他的提議和推動下，全國政協創立了“雙談”。
這種雙周座談的形式其實并非首創。
1950年4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起召開雙周座談會，參加人民政協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推舉的代表及全國政協常委為主體參加。直至1966年7月共舉行了114次，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斷。
俞正聲指出，“雙周座談會是人民政協的優良傳統，要總結好、利用好其中的寶貴經驗。”而“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對雙周座談會的繼承和創新”。
雖然只多“協商”二字，但是兩個會的內涵并不一樣。歷史上的“雙周座談會”強調學習與溝通，今天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更突出協商議政，每期都有主題，參與者也是有備而來，有的放矢。
2013年9月18日，全國政協第六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意味著“雙談”這一形式的制度化與日常化。《辦法》規定，雙周協商座談會一般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舉行20次左右。
形式
俞正聲在外視察時 為能參會曾建議會議改期
“雙談”最常邀請的部門是財政部，高達10次之多；國家發改委、人社部次之，達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環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通過這個平臺向部委提出的意見都是十分直接的。
據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一般每次會議邀請20人左右，包括委員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算下來參會的委員一年將近400人次，一屆下來參會的委員就有2000人次。
俞正聲親自主持“雙談”
會議由俞正聲親自主持。一般而言，需要全國政協主席主持的會議并不多，多為程序性會議。比如每年3月的政協全會，平常時間的常委會、主席會等，最密集也不過一月一次。自從“雙談”制度建立后，俞正聲每兩周就要主持一場座談。而且俞正聲本人也對“雙談”格外看重。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陳惠豐曾透露，有一次俞正聲在外地視察，由于視察時間與座談會沖突，為了能夠親自參加座談會，他建議將會議改期，后來對座談會會期進行了調整。在陳惠豐看來，俞正聲親自參加，確保了座談會的規格和力度。
財政部至少參加10次“雙談”
每次雙周座談會都會邀請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參會聽取意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住建部、教育部等相關部委已經成為“雙談”上的“常客”。據北青報記者不完全統計，“雙談”最常邀請的部門是財政部，高達10次之多；國家發改委、人社部次之，達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環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
委員張震宇曾表示，“有國家部委領導參加，無形當中就加大了協商的力度，促進了協商成果的轉換。”
“雙談”時直接向部委提出意見
每年的“雙談”盡量兼顧各個黨派團體和界別，讓各部分都參與進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國浩律師事務所律師施杰曾兩次被邀請參加“雙談”，他認為，“雙談”第一個特點就是及時性，議題都是當下社會發展、國家發展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是針對性，通過這個平臺向部委提出的意見都是十分直接的，不論是正在制定政策、執行政策，還是規劃發展藍圖。而且還具備專業性，參加的委員對會議主題都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每年20次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與全會、常委會形成了人民政協的議政體系，每年1次全會、4次常委會、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1420”格局已經成為全國政協履職的新常態。
聚焦
“雙談”前半年開始調研 經濟環保權益保障最熱
“雙談”大部分議題來自于年度協商計劃，而制定年度協商計劃也是本屆政協一個創新。還有的“雙談”議題是根據中央所需協商問題酌情安排，或由政協主席親自命題。
對于“雙談”的議題，俞正聲多次強調“題目要小”，他在十二屆政協二次全會開幕式作報告時就表示，“不求題目大，求切中要害”。他希望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選準一個切入點，真正把它研究透，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
去年“雙談”議題七成來自年度協商計劃
陳惠豐參加過幾次“雙談”的組織和籌備工作。他說，制定“雙談”議題，要研究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課題、存在爭議的問題、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戰略課題。
陳惠豐介紹，“雙談” 的大部分議題來自于年度協商計劃。而制定年度協商計劃也是本屆政協的一個創新。2013年起，全國政協制定和實施了年度協商計劃。協商題目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最終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定通過。
此外，還有的“雙談”議題是根據中央所需協商問題酌情安排，或由主席親自命題。2014年的20個議題中，15個來源于年度協商計劃。
來源于年度協商計劃的議題一般委員們前期都會進行調研。例如去年11月27日召開的第22次“雙談”，議題為《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去年3月至5月，全國工商聯在連續三年對中小微企業調研的基礎上，組成6個調研組，深入15個省市調研，其間召開了19場政府部門座談會、58場企業座談會。全國政協經濟委也組織專題調研組，實地走訪多個省市區。“雙談”當月月初，經濟委還邀請了19位相關領域的政協委員、專家學者、中小微企業代表，進一步理清了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建議和意見的總體思路。
每個議題均有顯著時代背景
可以說大部分“雙談”的議題是提前計劃好的，盡管如此，每個議題也都有其顯著的時代背景。
例如去年12月12日召開的以“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為議題的“雙談”， 時值《關于切實加強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指導意見》出臺8個月，但仍存在傳統村落保護發展模式單一、保護資金短缺、因無序開發導致自然風貌和環境遭到破壞等諸多矛盾和問題急需解決。再比如去年7月10日召開的“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問題”雙周協商座談會，時值中線工程即將通水。去年5月27日，“雙談”議題為“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需關注和解決的問題”，雖然已經頒布《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也取得積極成效，但任務依然艱巨繁重。
都哪些議題能上“雙談”？
都哪些議題能上“雙談”？通過梳理26個議題，北青報記者發現，經濟、環保、權益保障和政府社會治理等方面議題最為集中。
第一次“雙談”就是經濟議題——《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第十七次議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需要重視的問題及建議》，第二十二次議題《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
環保類的議題也較多，例如第五次議題《加強汽車尾氣治理、減少城市大氣污染》，第六次議題《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第十五次議題《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水質保護問題》。
政府和社會治理也是委員們獻策最多的方面。
如第十三次議題《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第十六次議題《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第二十四次議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公信力》。
參會
官員背景的委員更易受邀 同時請到正反兩方
每一場座談會委員的預約發言8分鐘，還有5分鐘的即席發言。發言“一上來就是干貨”，可以打斷，可以質疑，不準念稿。圍繞“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議題，“挺核派”、“反核派”各執一詞，辯論得面紅耳赤。
每次座談會只邀請20位左右的政協委員，如何在眾多委員中挑出參會人選？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白煜章認為，首先要夠了解，“要對委員的專長、職業背景、研究領域、提案和大會發言的關注方向等情況爛熟于心。”同時還要圍繞議題把利益相關方或正反方全部請到，才不會有失偏頗，呈現出公正客觀的觀點。
民主黨派委員參會占七成左右
在“選人”問題上，座談會還突出了統戰色彩和界別特色。參會人員中，民主黨派委員占七成，中共委員占三成，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能有更多的機會參政議政。
施杰參加的分別是第三次維護職工權益和第七次安全生產法修正的“雙談”。第一次是全國總工會邀請，因為他屬于工會界別，且之前提出過有關職工工資談判的意見。第二次是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邀請，他之前也有過相關提案。施杰說，自己受邀請可能因為這兩個話題都與法制有關，同時政協希望聽聽律師委員的意見。
至少33位委員參加兩次以上“雙談”
北青報記者統計后發現，大部分委員都只參加一次“雙談”，但至少有33位委員參加過兩次或三次“雙談”。
參加過多次雙談會的委員有兩個特點，首先，對于參加“雙談”次數特別多的委員，也就是達到三次的，大都有官員背景，參加的議題多與其本職或原職工作息息相關。例如原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先后參與討論宏觀經濟形勢、安全生產法修正和化解產能過剩等議題；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參加建筑產業化、利用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廢棄物和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等議題協商；環保部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司長劉炳江也參加了三次。
第二個特點就是多個委員參加兩場相同的“雙談”。例如孫太利和秦升益都參加了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張世平和盛明富都參加了第三次和第二十一次，程津培、田中群、王梅祥和李燦都參加了第四次和第二十五次等等。
俞正聲維持秩序：“只交鋒不爭吵”
每一場座談會委員的預約發言8分鐘，還有5分鐘的即席發言。開會之前工作人員會與參會委員溝通，“因為發言的人比較多，也要避免話題重復，時間很緊”，施杰說，“沒有程序性語言，上來就是‘干貨’，掐頭去尾”，而且發言“可以打斷，可以質疑，不準念稿”，俞正聲也會在聽取發言中不時有插話、詢問、探討。
有一次會上，一位央企老總發言時俞正聲打斷他，詢問是否真正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有沒有用勞務派遣的方式規避臨時用工等，要求國企應該帶頭落實，讓職工權益真正得到保障。
在安全生產法修正的那次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在她的發言中談到了“盡職免責”。此前，她的提案一直在呼吁官員應終身責任制，不要讓無辜的人擔責，不能一出事兒就是臨時工承擔。針對“盡職免責”這個提法，俞正聲就很感興趣，當即打斷詢問這個是什么意思。“俞主席對這個提法還是非常贊的，他說‘這個事兒我一直深有感觸，也應該引起你們有關部門的重視’，他就談到自己在建設部和上海工作期間的幾件事兒，認為要查就應該真正地查到責任人。”
去年1月舉行的以“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為主題的“雙談”也倍受關注。會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與張國寶等委員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辯論。“挺核派”、“反核派”各執一詞，辯論得面紅耳赤，以至于會議主持人俞正聲不得不笑著維持起現場秩序：“我們只是交鋒，不爭吵。”
影響
“雙談”會后3天內 信息專報遞送相關決策部門
剛開始，協商成果僅報送幾個相關的中央領導。去年3月開始信息專報報送有關部門，最多的信息專報得到10次以上批示。已有多條意見切實影響決策。
“雙談”之所以重要，關鍵還在于委員們會后的意見可以切實發揮作用，或得到中央領導重視，或直接反映在相關政策的制定上。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結束后3天內，政協會將各方意見形成一個信息專報，遞交相關決策部門。一份來自全國政協辦公廳信息局的數據顯示，截至第1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已經報送了16份信息專報至中央有關部門，目前累計批示33次，最多的信息專報得到10次批示，最少的專報也有1次批示。
全國政協信息局局長谷斌介紹，在雙周協商座談會確立之初，并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雙周協商的成果。起初座談會結束后整理出來的協商成果，僅以政協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幾個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情況下不報送國家部委。后來，大家一致認為，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成為全國政協的一個特色活動，其意義已超越了會議本身。經全國政協研究決定，將協商成果以普刊的形式，報送給中央領導和國家相關部委。自2014年3月開始，中央領導及國家相關部委都可以看到和了解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成果，這是推進協商成果轉化落實的一大進步。
有部委領導參會也是促進建議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第二十一次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當即表態，會將調研發現的問題記錄下來，進一步研究解決辦法，完善相關規定，進一步簡化工傷申報程序，縮短申報周期，不把困難推給老百姓。
此外，目前已有多條意見切實影響了決策。例如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建設生態文明的美好家園時，提到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而這個數字原來是300萬輛。到底怎么回事兒呢？就是在2013年12月“雙談”討論汽車尾氣問題后，形成報告給中央，李克強總理看到后，注意到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因此就有了總理報告中“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的目標。
施杰認為，政協是中國的“超級智庫”，因為委員都是來自各行各業中的優秀成員，能及時將專業意見有針對性地提出來，幫助制度建設得更加完善，作用不可小覷。本版文/本報見習記者 周宇
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政協》、《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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