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家｜唐際根：立足價值 優選IP 推動殷墟成為中華文化新地標
更新時間：2024/5/24 10:34:12 來源：河南日報
時政要聞
□本報記者賀新
安陽殷墟在“20世紀中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中位列第一，隨后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何讓殷墟這一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化遺產服務當代社會？唐際根認為，主要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保護與展示的內容與對象；二是保護與展示的策略。
“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疊加，選準“優質IP”
殷墟是世界的，更是中國的。其保護與展示內容除了要滿足世界遺產的要求，必須同時考慮殷墟遺址的“中國意義”。
什么是中國意義？唐際根教授舉例說明。
殷墟是“王國階段”中國歷史的典型代表：中國的歷史發展，大致經歷了史前初級社會—古國—王國—帝國四大階段。殷墟作為商朝都邑，濃縮了王國社會的幾乎所有特征，是“王國階段”中國的典型代表。
殷墟處在中國社會“族本結構”的構建時期：殷墟的墓地制度以及青銅器上的“族徽”是“族本結構”的最好證明。“族本結構”在西周時期升級為宗法制度，影響了中國歷史數千年。
商代是構建中國式秩序的關鍵階段，殷墟記錄了這一階段：藏禮于器，以維系社會等級；殺牲娛神，以宣示天命所在。以禮維系社會秩序的理念經西周初期棄其糟粕（剔除殺人陋俗），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持續追求。
殷墟是現代中國書寫習慣、書法體系，以及文獻保存的源頭：甲骨文不僅僅是眾人皆知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更是中國最早的成文文獻，同時也是漢字藝術的源頭。
以文字、數算、藝術以及技能為核心的教育傳統形成于殷墟時期：商朝人建立了以文字教育、數算、藝術、和實用技能為核心的教育培訓體系。漢代流行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育已在商代萌芽。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鼓、磬、鐃、塤，以及甲骨文中的“奏庸”“學商”，是3000年前的音樂豐碑。發掘品中的商代車馬、青銅箭頭，以及甲骨文中的“射”“侯”“射庠”諸字，記錄了商朝人對技能的向往。10把一捆的青銅矛、10具一排的人頭骨，足證商朝人已將“十進制”爛熟于胸。甲骨文“教”“學”兩字中的“爻”部構形，確證商代已經有了數學教育。有殷墟的數學成就，才有漢代勾股定理和北魏不定方程的水到渠成。
殷墟是中國考古學的搖籃：中國考古學的起步，離不開仰韶、周口店、西陰村、殷墟四個遺址的發掘，而殷墟是發掘時間最長、與中國傳統結合度最高的遺址。現代西方田野學通過甲骨文與金石學結合，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中國特色。
倘若將“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疊加，不難發現殷墟保護和展示的內容幾乎是全方位的。而保護內容的全方位要求，決定了保護與展示對象應該是殷墟遺址整體。
然而，“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在殷墟不同遺跡中“賦值”并不相同，合理保護、展示殷墟需要有效的策略。在不可能百分百復原“大邑商”的前提下，尋找優質IP進行展示，便成為一項重要任務。
堅持公園方向，保護遺址整體，重在都邑布局
基于展示內容與遺址價值相協調的原則，殷墟展示應該首選具有“世界價值”和“中國意義”的內容。由于價值鑲嵌于整個遺址，因而首先要重視和展示殷墟整體，而不是陳列于室內的可移動文物。
殷墟遺址的范圍，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有過幾次調整。1930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開展考古工作期間，將以小屯、侯家莊為中心的洹河兩岸納入了殷墟遺址。1961年，文化部文化管理局將殷墟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殷墟的范圍先確定為24平方千米，隨后有部分學者的論文中擴大為30平方千米。1999年殷墟東北部增加了4.7平方千米的洹北商城，加上原殷墟范圍與洹北商城的夾角，殷墟面積擴大到36平方千米；近年，隨著殷墟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殷墟范圍迎來新的調整期。無論如何調整，殷墟都必須整體保護與展示。
如何才能在整個遺址中有效展示“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呢？唐際根教授認為，考古遺址公園仍然是最佳選項。
將考古遺址的價值“鑲嵌”在公園中，被證明行之有效。2010年，國家文物局公布首批12項“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后，以公園整合考古遺址文化價值的做法越來越受到公眾喜愛。“公園”二字，已被證明是考古遺址的有效展示利用方向。
唐際根教授說，就殷墟而言，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遺址優先，并以公園作為主要展示手段的理念。理想的殷墟展示應該將殷墟的價值“嵌入”到遺址整體布局中，讓故事在遺址展開，價值與內涵在不同的遺跡呈現。在這樣的公園，人們可以順著3000年前的道路走進商王朝的宮殿、邑聚；參觀當年的手工業作坊，觀察當年的社會組織、國家制度、文字表達；了解到商朝貴族住著四合院。在文章中，唐際根教授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恍惚間，商王朝從地下蘇醒。武丁和婦好并肩而行，貞人在占卜，士兵在操練，祭祀如期舉行。宮殿區外，兩縱三橫的道路上馬車奔馳。密集的邑聚間，行人你來我往。不遠處，西北流向東南的人工水渠南岸，鑄銅作坊火花飛濺。”
倘若殷墟遺址公園能如此打造，游人能進入其中，殷墟的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豈非就在眼前？
促進展館陳列與遺址展示的協調發展
唐際根教授說，強調遺址展示優先，并非反對展館陳列。展館的優勢是能在短期內集中來自不同地方的文物，并以靈活的形式實現展覽主題的多樣化表達，讓人們足不出城便能欣賞來自各地的文化遺產，并且保證可移動文物的安全。遺址公園的優勢則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空間位置的原真性（遺跡在原位展出）、二是展覽主題的專屬性（與特定遺址相關）、三是展品的雙重性（既有可移動文物，也有不可移動文物）、四是內容具備固有結構（同一遺址內，房址、作坊、道路等遺跡的空間位置與功能都是被古人嚴格定義的，考古發掘出的可移動文物，也都通過出土層位與遺跡相關聯）。
在公共文化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遺址展示與展館陳列優勢互補，才能更有效利用資源。二者相結合，方能講出完整的殷墟故事。當前的殷墟利用采用“遺跡展示+展館展示”，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早在1980年代后期，遺址展示已經起步，然而，2024年新的殷墟博物館開館之后，可移動文物的展示升級，但遺跡展示已顯陳舊。無論是遺址展示的內容、對象，還是展示形式都有待進一步優化。
婦好，是殷墟百年考古奉獻的優質載體
現代人對殷墟有興趣，根本原因根植于古代與今天的關聯。所以殷墟的展示與利用，必須打開格局，讓關聯成為重要準則。
古今關聯，漢字為先。漢字是最為優質的IP。今天中國人使用的漢字，無論字形、結構、書寫，均與甲骨文相關。
空間關聯，南北優先。3000年前存在于黃河流域的商王朝，其影響力跨過長江，實現了南北融合。三星堆的尊與罍，吳城文化的鼎與鉞，都是商文化影響所及并在晚商時期與殷墟并存的文明。
唐際根教授認為，殷墟是地球上的一個“固定地點”，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親臨現場，即使到了殷墟，也難以將整個遺址看得周全。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是讓殷墟的世界意義與中國意義活躍于網絡之上。優選網絡IP便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在目前的資料基礎上，婦好是最能體現殷墟“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的IP。
婦好是商朝王后，是已經被甲骨文證實的歷史人物。1976年，婦好墓被發掘出來。具有特殊身份的婦好，是商王朝社會歷史文化內涵的集中體現。
婦好的生前事跡被甲骨卜辭大量記載。這就決定了只要宣傳婦好，必然涉及甲骨文。甲骨文可以隨著人物IP向大眾傳播；婦好的經歷是王國階段中國的真實歷史；婦好的一眾生前“朋友”（亞其、亞弜、亞啟等）既見于甲骨文，也見于她隨葬的青銅器；婦好同時代的建筑已經發掘出來，商代貴族住四合院本是事實；甲骨文中的卜辭，不乏涉及商代天文知識的例子；婦好墓隨葬的青銅器、玉器、象牙器、骨器，則將商朝人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囊括在內；當年的婦好，身穿絲綢的對襟衣裳，瑪瑙飾項，胸前披著華麗的玉組佩飾，幾乎是“有女同車佩玉將將”生活再現。婦好喜歡化妝、喜歡收藏，自帶現代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作為國王配偶，婦好的出場直接說明商朝是“王國”社會。“司母辛”方鼎，記錄對祖先的崇拜和對家庭血緣的重視。墓葬中210件青銅容器體現了以青銅鑄造業為代表的商代科技水平；重達9千克一把的青銅大鉞見證王權的同時，更與甲骨記錄相互印證，記錄了商朝的軍事存在和東征西討。精致玉人，條紋銅鏡、500骨簪，將3000年前商人的生活方式“快遞”到現在：她頭插多枚發笄，穿著對襟小袖、以流云紋為圖案的白色絲綢禮服，跪立之間，靈動飄逸。同墓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和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是商時期真正的“古董”，顯示婦好收藏雅好的同時也將其升格為歷史愛好者。
婦好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到今天所“認識”的最早的真實人物，是殷墟考古遺產中最有價值的特殊載體。婦好“出場”，關聯著大量她所在時代的文明信息。
當前技術條件下有關殷墟的最佳活化利用，應該是通過數字技術使婦好“復活”，讓這位智慧少婦會說話，能聊天，熟悉“天邑商”，記得自己的朋友圈，還能回憶當年秉鉞出征的點點滴滴……等到子夜來臨，漫步殷墟，偶遇婦好，人們能聽她娓娓講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美麗傳說。
唐教授指出，優選婦好，還有一個好處，可以真正實現“文明互鑒”。公元前16—公元前11世紀，美索不達米亞的卡什提里亞什四世、尼羅河流域的拉美西斯二世和拉菲爾蒂蒂、中國的婦好是與平行空間中的西亞文明、北美文明對話的最佳人選。
網絡共享，突出殷墟的世界意義
在中國各考古遺址中，殷墟具有特殊意義。例如殷墟與中國考古學的特殊關系；再如大量殷墟文物流失海外的客觀現實。因此，將中國考古學史納入殷墟展示利用是必修課。
據初步統計，殷墟流失海外的文物，總量達數萬件。這些散落在海外的文物是中國之痛，同時以特殊的方式將商文明的影響帶到了國外。
利用好流散海外的殷墟文物，最佳的方式是早日實現線上共享。讓網絡為我們打開想象的空間：當黃河流域的商朝人使用一種被稱為甲骨文的文字問候祖靈的時候，西亞的兩河流域由加喜特王朝人主宰。加喜特人使用楔形文字管理賬目，并相互間訂立契約。而此時的北非，尼羅河下游的新王朝時期。新王朝的法老正在用圣書體撰寫書信。同一時期，南亞的古印度處在早期吠陀時代，這塊土地上的主人雅利安人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文字——梵文。遙遠的中美洲，情況有點糟糕，直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澳爾梅克人才控制中美大地，他們種植玉米，開始使用瑪雅文字，但尚未形成真正的文獻。
“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發掘持續時間最長，探索遺址的保護與利用時間最長的遺址。回顧歷史，正視現實，把這一中華文明的瑰寶、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好利用好，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鑒，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唐際根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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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殷墟在“20世紀中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中位列第一，隨后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何讓殷墟這一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化遺產服務當代社會？唐際根認為，主要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保護與展示的內容與對象；二是保護與展示的策略。
“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疊加，選準“優質IP”
殷墟是世界的，更是中國的。其保護與展示內容除了要滿足世界遺產的要求，必須同時考慮殷墟遺址的“中國意義”。
什么是中國意義？唐際根教授舉例說明。
殷墟是“王國階段”中國歷史的典型代表：中國的歷史發展，大致經歷了史前初級社會—古國—王國—帝國四大階段。殷墟作為商朝都邑，濃縮了王國社會的幾乎所有特征，是“王國階段”中國的典型代表。
殷墟處在中國社會“族本結構”的構建時期：殷墟的墓地制度以及青銅器上的“族徽”是“族本結構”的最好證明。“族本結構”在西周時期升級為宗法制度，影響了中國歷史數千年。
商代是構建中國式秩序的關鍵階段，殷墟記錄了這一階段：藏禮于器，以維系社會等級；殺牲娛神，以宣示天命所在。以禮維系社會秩序的理念經西周初期棄其糟粕（剔除殺人陋俗），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持續追求。
殷墟是現代中國書寫習慣、書法體系，以及文獻保存的源頭：甲骨文不僅僅是眾人皆知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更是中國最早的成文文獻，同時也是漢字藝術的源頭。
以文字、數算、藝術以及技能為核心的教育傳統形成于殷墟時期：商朝人建立了以文字教育、數算、藝術、和實用技能為核心的教育培訓體系。漢代流行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育已在商代萌芽。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鼓、磬、鐃、塤，以及甲骨文中的“奏庸”“學商”，是3000年前的音樂豐碑。發掘品中的商代車馬、青銅箭頭，以及甲骨文中的“射”“侯”“射庠”諸字，記錄了商朝人對技能的向往。10把一捆的青銅矛、10具一排的人頭骨，足證商朝人已將“十進制”爛熟于胸。甲骨文“教”“學”兩字中的“爻”部構形，確證商代已經有了數學教育。有殷墟的數學成就，才有漢代勾股定理和北魏不定方程的水到渠成。
殷墟是中國考古學的搖籃：中國考古學的起步，離不開仰韶、周口店、西陰村、殷墟四個遺址的發掘，而殷墟是發掘時間最長、與中國傳統結合度最高的遺址。現代西方田野學通過甲骨文與金石學結合，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中國特色。
倘若將“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疊加，不難發現殷墟保護和展示的內容幾乎是全方位的。而保護內容的全方位要求，決定了保護與展示對象應該是殷墟遺址整體。
然而，“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在殷墟不同遺跡中“賦值”并不相同，合理保護、展示殷墟需要有效的策略。在不可能百分百復原“大邑商”的前提下，尋找優質IP進行展示，便成為一項重要任務。
堅持公園方向，保護遺址整體，重在都邑布局
基于展示內容與遺址價值相協調的原則，殷墟展示應該首選具有“世界價值”和“中國意義”的內容。由于價值鑲嵌于整個遺址，因而首先要重視和展示殷墟整體，而不是陳列于室內的可移動文物。
殷墟遺址的范圍，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有過幾次調整。1930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開展考古工作期間，將以小屯、侯家莊為中心的洹河兩岸納入了殷墟遺址。1961年，文化部文化管理局將殷墟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殷墟的范圍先確定為24平方千米，隨后有部分學者的論文中擴大為30平方千米。1999年殷墟東北部增加了4.7平方千米的洹北商城，加上原殷墟范圍與洹北商城的夾角，殷墟面積擴大到36平方千米；近年，隨著殷墟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殷墟范圍迎來新的調整期。無論如何調整，殷墟都必須整體保護與展示。
如何才能在整個遺址中有效展示“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呢？唐際根教授認為，考古遺址公園仍然是最佳選項。
將考古遺址的價值“鑲嵌”在公園中，被證明行之有效。2010年，國家文物局公布首批12項“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后，以公園整合考古遺址文化價值的做法越來越受到公眾喜愛。“公園”二字，已被證明是考古遺址的有效展示利用方向。
唐際根教授說，就殷墟而言，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遺址優先，并以公園作為主要展示手段的理念。理想的殷墟展示應該將殷墟的價值“嵌入”到遺址整體布局中，讓故事在遺址展開，價值與內涵在不同的遺跡呈現。在這樣的公園，人們可以順著3000年前的道路走進商王朝的宮殿、邑聚；參觀當年的手工業作坊，觀察當年的社會組織、國家制度、文字表達；了解到商朝貴族住著四合院。在文章中，唐際根教授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恍惚間，商王朝從地下蘇醒。武丁和婦好并肩而行，貞人在占卜，士兵在操練，祭祀如期舉行。宮殿區外，兩縱三橫的道路上馬車奔馳。密集的邑聚間，行人你來我往。不遠處，西北流向東南的人工水渠南岸，鑄銅作坊火花飛濺。”
倘若殷墟遺址公園能如此打造，游人能進入其中，殷墟的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豈非就在眼前？
促進展館陳列與遺址展示的協調發展
唐際根教授說，強調遺址展示優先，并非反對展館陳列。展館的優勢是能在短期內集中來自不同地方的文物，并以靈活的形式實現展覽主題的多樣化表達，讓人們足不出城便能欣賞來自各地的文化遺產，并且保證可移動文物的安全。遺址公園的優勢則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空間位置的原真性（遺跡在原位展出）、二是展覽主題的專屬性（與特定遺址相關）、三是展品的雙重性（既有可移動文物，也有不可移動文物）、四是內容具備固有結構（同一遺址內，房址、作坊、道路等遺跡的空間位置與功能都是被古人嚴格定義的，考古發掘出的可移動文物，也都通過出土層位與遺跡相關聯）。
在公共文化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遺址展示與展館陳列優勢互補，才能更有效利用資源。二者相結合，方能講出完整的殷墟故事。當前的殷墟利用采用“遺跡展示+展館展示”，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早在1980年代后期，遺址展示已經起步，然而，2024年新的殷墟博物館開館之后，可移動文物的展示升級，但遺跡展示已顯陳舊。無論是遺址展示的內容、對象，還是展示形式都有待進一步優化。
婦好，是殷墟百年考古奉獻的優質載體
現代人對殷墟有興趣，根本原因根植于古代與今天的關聯。所以殷墟的展示與利用，必須打開格局，讓關聯成為重要準則。
古今關聯，漢字為先。漢字是最為優質的IP。今天中國人使用的漢字，無論字形、結構、書寫，均與甲骨文相關。
空間關聯，南北優先。3000年前存在于黃河流域的商王朝，其影響力跨過長江，實現了南北融合。三星堆的尊與罍，吳城文化的鼎與鉞，都是商文化影響所及并在晚商時期與殷墟并存的文明。
唐際根教授認為，殷墟是地球上的一個“固定地點”，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親臨現場，即使到了殷墟，也難以將整個遺址看得周全。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是讓殷墟的世界意義與中國意義活躍于網絡之上。優選網絡IP便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在目前的資料基礎上，婦好是最能體現殷墟“世界價值”與“中國意義”的IP。
婦好是商朝王后，是已經被甲骨文證實的歷史人物。1976年，婦好墓被發掘出來。具有特殊身份的婦好，是商王朝社會歷史文化內涵的集中體現。
婦好的生前事跡被甲骨卜辭大量記載。這就決定了只要宣傳婦好，必然涉及甲骨文。甲骨文可以隨著人物IP向大眾傳播；婦好的經歷是王國階段中國的真實歷史；婦好的一眾生前“朋友”（亞其、亞弜、亞啟等）既見于甲骨文，也見于她隨葬的青銅器；婦好同時代的建筑已經發掘出來，商代貴族住四合院本是事實；甲骨文中的卜辭，不乏涉及商代天文知識的例子；婦好墓隨葬的青銅器、玉器、象牙器、骨器，則將商朝人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囊括在內；當年的婦好，身穿絲綢的對襟衣裳，瑪瑙飾項，胸前披著華麗的玉組佩飾，幾乎是“有女同車佩玉將將”生活再現。婦好喜歡化妝、喜歡收藏，自帶現代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作為國王配偶，婦好的出場直接說明商朝是“王國”社會。“司母辛”方鼎，記錄對祖先的崇拜和對家庭血緣的重視。墓葬中210件青銅容器體現了以青銅鑄造業為代表的商代科技水平；重達9千克一把的青銅大鉞見證王權的同時，更與甲骨記錄相互印證，記錄了商朝的軍事存在和東征西討。精致玉人，條紋銅鏡、500骨簪，將3000年前商人的生活方式“快遞”到現在：她頭插多枚發笄，穿著對襟小袖、以流云紋為圖案的白色絲綢禮服，跪立之間，靈動飄逸。同墓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和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是商時期真正的“古董”，顯示婦好收藏雅好的同時也將其升格為歷史愛好者。
婦好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到今天所“認識”的最早的真實人物，是殷墟考古遺產中最有價值的特殊載體。婦好“出場”，關聯著大量她所在時代的文明信息。
當前技術條件下有關殷墟的最佳活化利用，應該是通過數字技術使婦好“復活”，讓這位智慧少婦會說話，能聊天，熟悉“天邑商”，記得自己的朋友圈，還能回憶當年秉鉞出征的點點滴滴……等到子夜來臨，漫步殷墟，偶遇婦好，人們能聽她娓娓講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美麗傳說。
唐教授指出，優選婦好，還有一個好處，可以真正實現“文明互鑒”。公元前16—公元前11世紀，美索不達米亞的卡什提里亞什四世、尼羅河流域的拉美西斯二世和拉菲爾蒂蒂、中國的婦好是與平行空間中的西亞文明、北美文明對話的最佳人選。
網絡共享，突出殷墟的世界意義
在中國各考古遺址中，殷墟具有特殊意義。例如殷墟與中國考古學的特殊關系；再如大量殷墟文物流失海外的客觀現實。因此，將中國考古學史納入殷墟展示利用是必修課。
據初步統計，殷墟流失海外的文物，總量達數萬件。這些散落在海外的文物是中國之痛，同時以特殊的方式將商文明的影響帶到了國外。
利用好流散海外的殷墟文物，最佳的方式是早日實現線上共享。讓網絡為我們打開想象的空間：當黃河流域的商朝人使用一種被稱為甲骨文的文字問候祖靈的時候，西亞的兩河流域由加喜特王朝人主宰。加喜特人使用楔形文字管理賬目，并相互間訂立契約。而此時的北非，尼羅河下游的新王朝時期。新王朝的法老正在用圣書體撰寫書信。同一時期，南亞的古印度處在早期吠陀時代，這塊土地上的主人雅利安人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文字——梵文。遙遠的中美洲，情況有點糟糕，直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澳爾梅克人才控制中美大地，他們種植玉米，開始使用瑪雅文字，但尚未形成真正的文獻。
“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發掘持續時間最長，探索遺址的保護與利用時間最長的遺址。回顧歷史，正視現實，把這一中華文明的瑰寶、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好利用好，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鑒，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唐際根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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